中国的改革政策的提出，始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从那时起，一种被后来的研究者所通称的“渐进式”的改革，在农村和城市相继展开。这种改革之所以被称为是“渐进式”的，是因为它首先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偏重发展沿海地区的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和乡镇企业经济等非国有制经济入手的。渐进式的改革避免了像苏联和东欧采取“休克疗法”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保证了改革所要求的稳定的外部环境，也实现了经济逐步快速的增长。这个过程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而发展到一个高潮。南巡讲话针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的经济停顿和“防止和平演变”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论调，重申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倡导“三敢”的精神加快改革的步伐，促使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导致了财富的快速积累。但是，可能也正是因为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双轨制”的局限，加上国内和国际环境在新形势下的变化，随着新一轮改革的全面启动，出现了一直到今天仍然不见消歇的严重的制度腐败、社会不公和生态危机等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震惊体验，他们发现再也无法像在八十年代那样，在改革和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和好生活等等名词之间划上等号。对于改革、对于现代化的反思和争论也由此展开。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刊物之一，《读书》杂志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参与了这一反思，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三农危机、国有资产流失等等诸多问题变成公共议题，而引领并深化了知识界的思考。读最近由《读书》杂志社特别推出的《改革：反思与推进》一书，我们可以对此获得一个比较集中的认识。作为“‘《读书》精选’（1996－2005）”书系的一本，《改革：反思与推进》收集了《读书》杂志从1996年到2005年间发表的反思改革的部分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均曾发表过，但编辑特意将这些文章放在“改革：反思与推进”这个标题下，并对它们进行重新分类，这无疑是在编辑一本全新的书。它的编辑，一则将这个主题的相关文章收集到一处，从而减省了读者检索的麻烦，二则是重新提醒读者注意到对改革的不同维度的反思，从而系统地认识到改革的复杂性，避免陷入某种单一的思考模式。

该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三农问题”。中国的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接着又有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但后来由于国家政策的转变，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农村的经济持续凋敝。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耕地少，人地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农民创收举步维艰。为了改变在经济上的窘况，从大约1992年开始，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但是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集中力量和资源发展工业保证国家安全，人为划定限制农民向城市迁徙的所谓户籍制度的存在，在城市打工的农民根本不能获得像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于是又出现了所谓“农民工”问题。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在整个社会造成一种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在社会资源配置和发展上的特征是“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先市民后农民，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把农村和农民仅仅作为外围和补给线”（《社会等级制度与“三农”问题》，林光彬）。针对这种状况，有的学者提出要取消户籍制度，并实行“城市化”。但“城市化”是否从结构上颠覆了目前主流的“发展主义”的思路呢？又或者“城市化”是否会导致农业的衰落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细心体会。第二部分题为“国企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讨论”。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国企的改革当然是改革的重点。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其实从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但那时这种讨论并不为更多人所熟悉。2004年八月，朗咸平在上海发表《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格林科尔》的演讲，直指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引发了一场极为广泛的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收入本书中的崔之元等学者的文章围绕“朗咸平风波”，系统分析了国有资产流失以及与之相关的财产私有权等问题。这一部分还收入了关于阿根廷、东欧和俄罗斯等地区进行经济改革的研究。第三部分是“经济与道德、公平与效率”。和前两部分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具体现象为讨论对象不同，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在探讨上述论争背后的理论资源，或者说从原理上来反思改革，当然这样说并不预设有所谓与具体问题相脱节的原理。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收益，以及体制内外改革的不协调，中国的改革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如何在经济学已变成显学的语境中来认识这些问题？经济常被认为是以自利为基本特征的，但自利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兼顾利他的道德要求，又或者，应该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已故政治哲学大家罗尔斯曾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被人视为现代经济学创始人的斯密在《国富论》之外，另著有《道德情操论》。这些思想者的言行当能帮助我们获得一个稍微清晰的视野。第四部分题为“可持续发展”。和第三部分相关，这一部分实际上也是在从理论上来反思改革。经济与道德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处理的首先是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当然它最终还是会落实到人和人的关系上。改革在最初就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方针。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求发展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但纵观这三十年以来的改革，我们在追求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等等发展指标的时候，并没有相应地去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触目皆是，结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困竭。用许宝强先生的话说，这是陷入了一种“发展主义”的迷思。

细读这四个部分，有心的读者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循序渐进但又环环相扣的。“三农问题”因为牵扯众多且矛盾尖锐，是目前改革中最重大的问题，所以编者将它放在第一部分，而追求正义和公平相对于反省发展主义迷思，至少就中国一国而言，无疑具有更大的紧迫性，所以编者将其置于后者之前。平心而论，如果能将社会公正和平等视为改革所应重视的头号问题，假以时日并且假以时势，三农问题和国企改革大概总会走出目前的困局。因为依笔者的管见，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国企改革问题，其引起争论的焦点实际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包含着的深刻的不平等。只要能打碎这中间的不平等结构，这些问题终会解决。但反省发展主义迷思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枝节问题。一则在客观上由于盲目的发展与开采，中国不少地区的生态结构已经到了极其脆弱的临界状态，再不反省必将遭到生态结构的报复，而使发展乃至人类的生存陷入停滞状态。二则是否重视反省发展主义迷思，背后牵扯的是一个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想象的问题，即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好的生活。就以三农问题而论，所谓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其出路所在绝不是让农民的年收入达到多少美元，从而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富足的生活，问题在于如何让所有人——城市人和农村人——都过上一种平等的、有尊严的生活。

在这套丛书的序言里面，编者曾描述过这“小小十年”（1996－2005）的《读书》相对于以前的《读书》在风格和取向上的变化。在我看来，收入《改革：反思与推进》一书的文章大概最能说明所谓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和《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和《亚洲的病理》等一道，《改革：反思与推进》“重构”了我们通常对于“人文”的理解，展示了一份人文杂志的多种可能性。但与此同时，这种变化并没有导致《读书》变成单一立场和取向的传声筒。笔者在上文所提示的，只是就其一端略加勾勒而已。实际在该书的每一部分中，都有不同的观点在碰撞。比如说有作者愿意将经济和道德关联在一起论述，但也有作者尽力将道德从经济上剥离出去；有作者重视反省发展主义，但也有作者认为唯有经济发展才能解除贫困。我深信，编者之所以这样来编辑一本杂志、一本书，决不仅仅出于维护某种形式上的所谓讨论规则。观点的歧异来自于观点背后的现实的纠缠和复杂。收集相互歧异的观点于一本书当中，来自于编者对于现实的纠缠和复杂的深刻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