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患病，高烧与胃炎交替发作，不得已往返医院多次，各色仪器、药物动用不少，均不见效，后找同一家医院一位中医大夫，诊断调理，渐近痊愈。这医生并非游医，也无异相。他的医术到底有多高明，我也不知究竟，只是他医好了我的病。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接待病人并不急着打发他们在各种仪器上试炼一番，如其他医生所做的那样，而是极其和颜悦色地同病人聊天，然后尽可能地解释患病器官的特点及疗治的原理，尽可能地给患者以建议和鼓励。而解释的语言又是那样的日常。我推想大多数病人可能和我一样，因为经过和这医生的聊天，而变得有更多信心，从而在精神上振作几分。后经询问，知道他是祖传带徒出身，没有读过医学院，虽然在患者中口碑很好，但职称好像不高，是那个科室中唯一的主治医师。这一经历让我重新想起最近几年关于中西医的各种讨论。

我从未读过《千金方》或《伤寒论》或《本草纲目》之类。知道章太炎在上海时曾担任中国医学院的院长，取《章太炎全集》第八卷翻读一过，急切之下也并无什么心得。但这对于讨论中西医应该是不妨事的，因为中医的被质疑被挤压，并不或者并非全部因为它的疗效多么不济事。其实它也有好的疗效，至少我所经历的是如此。中医之被质疑，并非源于其“医”，而是源于从近代以来就开始的对于“中”的质疑。

那么今天应该怎样对待这“中”？

这“中”，换成晚近以来学术界最流行的语汇，就是“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而“中”的被质疑，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的丧失，于是就要“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主性”。然而“中国文化的自主性”竟是可以“重建”的吗？重建者，预设某个主体抽身在外，在古今对立当中，将传统视为一个客观的知识对象，做切割整合。而在我看来，中国文化——这当然是一个极为庞杂的东西，每写到这个词，我的手心都禁不住要出阵冷汗——并不是一个知识化的对象。中国文化需要的是我们涵泳在它里面，在其内部修习体会。更通俗地说，中国文化需要我们去生活，去实践，而不是去研究，去重建，去继承。如果没有将我们的生活和对生活的信念与“中国文化”打成一片，则重建愈久，去道愈远。更进一步说，将“中国文化”和“自主性”放在一起，本身就有些圆凿方枘，自主性是一个区隔性并且带着竞争性的概念，它至多是中国文化的小道，而中国文化的最终走向却是对所有区隔和对立的超越与消弭。

然而，在今天这个区隔与对立触目皆是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想做自了汉的话，又将怎样去涵泳，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