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考制度走到了今天，照我看，已经显示出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功能上的意义，说白了，就是这个制度没啥用了，完蛋了。为什么这么说，这还得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教育目的说起。

我不知道每一个小孩进入学校的第一课学的都是什么。但是，不管你是70年代出生的也好，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也好，如果你仔细地回忆你最早接受的学校教育，恐怕都会对五星红旗、国歌有着深刻的印象。当你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老师就是指着那面红旗告诉你：这面飘动的旗子是我们的国旗，那首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年以后，不管你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还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外飞来飞去的高等华人，也不管你已经对这面旗这首歌有怎样的理解和态度，它们都会叠藏在你记忆的深处，抹是抹不去的。

实际上呢，它们不过是一面旗子一首歌，用不着时刻想起它们，我们也能照常生活。可是如果没有它，我们多少会有些不安吧，因为它们给了我们一个身份——我们是中国人。这个抽象的意义，永远是摸不着看不着的，永远和你正在做的事情没什么直接关系，除非你在和外国人打交道，可是我们不能没有它。国旗国歌就是一个象征，它们把这960万平方公里上的所有人凝聚在一起，赋予了一个共同的身份。

让孩子们接受这些象征，获得这个身份的过程，就是由我们的学校教育完成的。学校不仅教孩子们懂得国旗国歌的象征意义，它还在知识上，也就是课程内容上，教给给孩子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地理，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这种教育不仅在中国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进行这样的教育。所以，没有一个正常的英国人会把自己理解为美国人，也没有一个美国人会把自己理解为马来西亚人。谁要是搞错了，谁就肯定有问题。

当然，让一个学生懂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员，把有关国家的知识装到学生脑子里，这些肯定不是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学校教育还包括许多内容，有的课程要教你做人的道理，有的课程教你认识世界，有的课程教你做事的技能。这些内容合在一起，就“德智体”全面地培养出了一个懂道理、能做事的有文化的中国人，也就是所谓的国家栋梁。学生接受的既不是地方的历史和地理教育，也不是家族的历史和地理教育，而是国家的历史和地理教育，所以他是国家的栋梁，而不是地方的或家族的栋梁。这一点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搞错，无论哪个国家，要培养的都不是只为地方或家族或自己做事的人。国家是教育的“大老板”，国家公办学校，普及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可以为这个国家的生存发展服务的人才。只有达到这样的目的，一个国家才可能正常运转。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必须安排配套的教育制度。自从恢复高考以后，我国的教育开始制度化。这个制度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义务教育，是具有普及性质的初等教育，另一部分是高等教育，用来培养高素质人才。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要经过一次选拔性考试，也就是高考。高考具有两个最大的基本特性——选拔性和公正性。这两个特性一个也不能少，少了选拔性，高等教育的意义就丧失了，少了公正性，选拔性就没有了保障。高考起着连接两个层次教育的作用，分配制度则起到连接教育和就业的作用。学生经过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后，由相关部门负责分配到社会需要的工作岗位上去，这就是当初形成的教育体制。我们从这一整套制度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时期的中国，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统筹安排的方式来培养我们国家需要的人才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这套教育制度下，教育的“大老板”和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以及每个受教育的个体之间，有着某种互相保障的关系。通过这个教育制度，国家培养了人才，家庭培养了子女，学生充分地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因而构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这种保障关系之所以得以形成，就是因为教育的”大老板”是由国家来充当的。每个家庭除了交纳少量必要的学杂费以外，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也不必为就业担忧。教育的良性循环，可以避免许多社会问题，也可以让学校安心地教，学生安心地学，家长也不必为孩子的前途过分担忧。

可是，自从我国的教育开始产业化以后，这一整套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育产业化意味着：对于家庭和学生而言，国家不再充当“大老板”的角色了，即不提供公费条件，也不负责就业分配了。学校必须学会像企业一样经营自己，必须扩大招生、由手工作坊的作业方式转变成大型养鸡厂的作业方式，这种方式对学校来说最为经济合理。可是，扩大招生意味着高考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的标准在降低，学生的整体素质在下降。同时，学校教育也不可能保持原来的精耕细作。如是种种原因，就使得高等教育的质量却失去了保障。国家和学校在教育体制中的角色转换，使得家庭/学生被迫自己掏腰包去接受教育，自己负责受教育之后的就业问题。接受教育丧失了纯粹性，它变成了一种风险投资。学生和家长逐渐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如何在国内和国外之间、这所学校和那所学校之间、这个专业和那个专业之间做选择。

与这些教育制度的变化相伴而生的，是广泛的社会不满：老师们不满，因为他们看到大学生的素质在不断下降，而且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学生，他们的没有条件和每个学生都保持近距离的教学关系；学生家长们不满，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孩子承担更多的教育责任，而这往往是他们很难胜任的。这些年里，我们听得最多的新闻就是，为了供子女读大学，家长四处借贷卖肾拣破烂。为了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倾家荡产的事儿，已经慢慢地丧失了新闻性，转变为一个严峻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老师和家长，现在连学生们也开始不满起来了，因为他们经历了一次高考以后，并没有完成选拔过程，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他们的未来并没有得到保障。他们必须再次完成选拔、货真价实的选拔，才有可能保障自己。这个选拔对他们将来就业的意义，就像结婚对于一个青年的成人一样重要。

在过去五年里，研究生入学考试充当了以往的高考的角色。因为对于学生而言，这个考试具有“二次高考”的选拔性意义；对于国家而言，研究生教育继承了原来大学本科教育就具有的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对于教师而言，他们有条件更好地施展教学方法，实现教学理想。所以，在这几年里，研究生入学考试，起到了连接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作用，它才是真正的“高考”。我把它称之为“二次高考”。

然而，问题就在最近一两年里出现了。“二次高考”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了。为什么研究生入学考试会这么热门，而且热了没几年就冷掉了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教育者关注的是如何完成那一次关键的选拔，而国家需要的则是培养高素质人才，两者的目的其实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就像所有双方抱着不同的目的结合到一起的情况一样，分手是早晚要来的。施教和受教双方之所以能形成这个短暂的联姻——而且是二婚，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受教育者多少还保有一点对高等教育的信赖感，觉得拿到一个高学历总可以不为就业问题发愁了吧。可是事实的教训却是惨痛的——最近几年毕业的研究生很少能找到他们本科毕业时就可以找到的工作。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考研变成了一次失败投资，多花了很多钱，多花了三年时间，结果却远不如预期的那样划算。最能表现这种投资心理的，是这几年兴起的公务员考试。去年，公务员考试的考生与岗位数量比例，大大地超过了研究生入学考试。毕竟，只要花个报名费，还不用花上几年时间，就可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划算多了，即使托关系花几个钱也认了。人们选择公务员考试作为自己那个关键性的选拔，放弃参加国家高等教育的考试。也就是说，“二次高考”变成了中国教育事业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最后的恋情。“高考”彻底消失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彻底失败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失去了意义。

当国家学会更有效地经营社会，学校学会更有效地经营自己的时候，学生们也学会了“成全”自己的速成法则。你懂得批量生产，我也深谙怎样投股，大家都懂得为自己计算。在市场经济原则下展开的这场生存大战，战斗到最后，也许国家会以为自己很成功，学校认为自己很英明，一部分学生在把自己锻造为成功的考生以后，也会为自己感到庆幸吧。在市场经济的标准下，他们都可能成为成功者。可是——中国的教育丢了，现代国家教育的基本目的丢了。当教育部忙着去为教育产业化寻找合理的解释的时候，当政府用助学贷款、教学质量评估之类的政策忙着解决由教育产业化带来的问题的时候，看不见然而又是最根本的问题正在悄悄发生。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否能由教学质量评估来解决呢？在学校无心教学，学生无心求学的时候？

教育，能承担市场吗？那些考不上公务员，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在大马路上走来荡去，最终会走到哪里去呢？

        20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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