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恢复高考三十年。历史——准确地说是当代传媒——并没有忘记这个日子，大量的报道、研讨、论坛出现在主流媒体中。然而对于千千万万参加2007年高考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来说，这个年头并没有什么特别，人们如同往年一样，更关注的是命题趋势、分数线、志愿填报，学校状况等等。对恢复高考三十年的纪念看上去更象是媒体的自娱自乐，他们总结出近三十年高考积淀下来的精神传统，所谓回到知识、回到秩序、公平与理性等等，在从“解冻”到“发展”的一整套光滑的叙述中，既是他们发言的前提，也是结论。对走过了1980、1990年代，步入21世纪的人们而言，这样的声音，或者说发声法，几乎只是重复了一些常识而已。从“恢复”那一刹那开始，三十年高考进程中的许多充满歧义的转折，就像三十年来的许多其它重大事件一样，一夜之间就发生了，似乎饱含阵痛，又似乎不容置喙，人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

与此同时，今年高考也不是没有它的特色，最大最热闹的“看点”就要数“高考状元”。虽然这个话题从诞生最初就迎来“炒作”的批评，但批评炒作从来阻挡不了炒作，更何况这回的“炒作”，倒并不是媒体的又一次虚报军情，从清华与北大对某省高考状元玩了命地争夺中可以看出，的的确确有“看的见的手”在操控局面，而据说这些手上还贴着“世界一流”的标签，怎能不令人莫名惊诧又莫名兴奋？新浪网站的“2007年全国各地高考状元”主题网页上，专门提供了一张“状元地图”，让人们可以方便地从中国地图上链接搜索到各省市的状元情况，真是周到之致。（http://edu.sina.com.cn/gaokao/07zhuangyuan/#han）从“高考三十年”话题“脱离群众”式的开展，到“高考状元”话题异军突起，这一对照看起来颇为有趣，而仅用“官方——民间”的思路来区分它们，显然还不够。

让我们还是回到那些枯燥无味的“恢复高考三十年”报道中吧。几乎所有报道都将1977年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然而相比报道者们对这个拐点的巨大激情，三十年前的那一拐却并没有被真正历史化地看待，仿佛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真的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断层的飞跃，一种自然的进化和一场漂亮的全面完胜战役。而这个“拐道”因何而造成，却是“恢复高考三十年”叙述所共同回避的一个禁言之物，这种禁言之物的存在，当然不是因为胆怯和无知，而是因为它加强了“三十年”叙述本身的合理性。

好吧，那么让我们也暂时回避一下那段阴影丛生的历史，试着帮“恢复论者”们补缀一下他们眼中的历史断裂。笔者的父亲1960年代初通过参加高考来到上海，那一年虽然没有人统计“状元”之类，但从小县城到大城市的名校名系足以让他承当“状元”之实。纵然出身不好，他和一些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学生仍被看作极具专业天赋的人材，甚至因此而背上了一定的思想包袱。按照今天的表述，他们统统是“湮没在政治运动中的高考状元”。是的，如果不是政治运动的打断，他们生活的意义很可能全部集中在“选拔”这一点上，知识改变命运，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个基本模式的确毫无改变，而且变得强烈异常：“1977年：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摘自人民网对高考三十年的报道http://edu.people.com.cn/GB/8216/86515/86525/5908961.html）

这样看起来，似乎从当年扔掉锄头的人们，到今年星罗棋布的“高考状元”，是一个再合理不过的发展过程。然而问题在于，今天的“选拔”能够为人们保障些什么呢？已经有人出来惊呼“70%高考状元人间蒸发”。在教育充分产业化的今天，大量的“矫子”们承受着巨大的就业压力，状元们的前景也打不了什么保票，这大概已经是路人皆知。实际上受采访的大部分状元都表示事先并没有期待过成为状元，那简直就是无的放矢。因为就业压力，以及教育腐败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过去属于高考的最重要的资本——保障毕业生的出路，在这三十年，尤其是最后十年迅速耗尽。然而为什么“状元”还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围绕着状元们的地方教育局、高校招生办、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出版商甚至跨国猎头者们到底在谋求些什么样的现实利益和无形资本呢？为什么一方面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期待越来越低，另一方面，高考的独木桥却却越来越拥挤，人们对替代性方案的想象力越来越弱，偶尔有一些人出来质疑中国的高等教育，却根本无法与整个社会的大趋势和大心态抗衡。那是因为教育产业化以及由此而生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根本不能给大众带来心理安全感。可以说，失业率越高，学费越巨，“状元”的神话消长得越快，人们也就越感到浓重的焦虑与恐慌，感到必须要保住眼前的唯一出路与救主，哪怕那是一根已经被证明并不结实的稻草。所以，失业率、教育腐败、教育水平低下混乱，都不可能让高考本身“贬值”，而只会加重人们的恐慌。在这种状况下，“高考状元”的神话就不是利益争夺那么简单，而是一个集体噩梦必须维持住的梦呓，这个梦呓投射到现实生活中的景象就是，人们一边丧失着对公共教育的信任感，一边满足于追捧其极端产物——高考状元。

而一旦这种极端产物以“状元”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么上述分析便尚有未尽之意，也就是“状元”一词本身引发的社会触动意味着什么。不少人会从“状元”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状元”相当程度地挪用了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但这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古代科举考试的终极诉求是为国家选择人才，不论最后实质上溃变成什么样，科举这一形式中始终包含着对一些基本准则的想象与规范，那就是将“选拔”与“经世济国”联系在一起，虽然整个科举史也是嘈杂不堪，但它毕竟有着最基本的语法系统。然而在现代的学院和专业体制中，高考是否能够承担一种新的准则性规范，高考选拔人材的基本规则和功能，如何能在国家、社会和个体之间重新得到思考？在我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高考的存在理由与发展走向。但是，今天上述思考的可能性，已经在种种观点的分歧和利益的博弈中，变得模糊、游移和软弱不堪，而其缺失导致人们过于依赖教育产业化带来的短暂前景，那就是人人都能考上大学，都有可能被选拔为“状元”，无论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需要四年、七年乃至十年后走出校园的莘莘学子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一张 “状元地图”，已经预告着三十年来高考这一形式不可避免的衰败乃至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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