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何以走向农民

——赵树理对新世纪文学的启示

张丽军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何以走向农民？这个问题困扰着百年来中国文学，时时不断地以各种方式促使中国作家进行思考，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运动的主题。

早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严复、梁启超等人深刻感受到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意识到文学走向农民的极端重要性。源自晚清、成功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提倡用农民大众的语言来言说农民大众，力图在文学与农民大众群体之间建立一条精神沟通的语言渠道，实现文学启蒙农民大众的目的。五四新文学就是白话文运动的直接产物。弃置文言文、采用白话文的新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接近农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的愿望。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人们开始反思，发现这种新文学与农民大众还有着很深的“隔膜”，与当时农村社会、农民状况渐行渐远，于是要求文学表现工农大众的大众化文学思潮出现了。在文学大众化运动实践中，赵树理以农民接受的语言、叙事模式和为农民写作的文学观，塑造了众多典型农民形象，创作了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文学，勇于揭露农村问题真相，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成功的农民文学家。更为重要的是，赵树理通过对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的学习，以自己的文学实践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了一种新的、以农民为本位的农民文学传统。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同样陷入了五四新文学的接受困境之中，与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存在着巨大隔膜。当代文学要么是不关注农民，要么是与农民格格不入；农民一方面对文学艺术有着巨大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却发现没有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合适文艺作品。广大农村文化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亏空”。文学从大地的消逝似乎印证着文学界里一声声“文学死亡” 的哀鸣！

在文学与农民之间存在着厚厚坚冰的背景下，探索赵树理成功为农民写作的文艺模式，无疑会为当代文学打破农民接受“坚冰”、重新从大地出发、获得艺术生命力提供丰富的启示。^（1）

一、打破五四新文学与农民的“隔膜”，创作农民文学

1925年赵树理考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开始大量阅读各类书籍。他不仅阅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郁达夫的《沉沦》等新文学作品，而且还阅读了《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新杂志。赵树理含着眼泪读完了样林嫂、闺土、阿Q的悲剧，想起了家乡农民相似的遭遇和命运、他们的麻木和不觉悟。

1926年暑假，赵树理带着一大包书籍回到家乡，他想向家乡的父老兄弟讲述鲁迅的小说，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愚昧，觉悟起来，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抗争。父亲是村里的说书能手，有一肚子故事，常被一大帮人围着，听他道古论今，谈鬼说狐。因此，赵树理首先对父亲念起了《阿Q正传》，希望父亲能以点带面，以一传十，在农村广为传播新文学与启蒙思想。可是，当他手捧《阿Q正传》，刚念到阿Q与小D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时，父亲就失去了倾听的兴趣，“我听不懂”，摆摆手，扛锄头下地去了，临走时顺手捎带了一本旧文艺书。这次碰壁使赵树理第一次对新文学产生了困惑与迷茫，对新文学的与其启蒙对象之间的巨大距离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但是此时的赵树理依然沉迷于新文学世界之中。

1933年夏，赵树理转赴太谷县北洸小学任教。赵树理创作了一篇富有反抗性的小说《金字》。这是他第一篇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然而，当赵树理把这篇得意之作念给乘凉的农民朋友听时，却不受欢迎。因为《金字》小说句子太长，语言罗嗦，依然具有新文学的欧化句式风格。对于农民的不欢迎，赵树理不甘心。他又向农民介绍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同样遭到冷遇。但是，当他拿来《七侠五义》之类的书念农民听，一个个农民听得津津有味。这引起了赵树理深深的思考。

农民是有着很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但却绝不是新文学形式的。他联想到了上学时回乡进行思想革命的失败、父亲对新文学的拒绝，开始清醒地意识到：新文学的内容固然是很好的，但形式却不为农民所喜闻乐见。新文学只是以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文艺爱好者等读者为对象，在知识阶层交换传阅，跟农民老百姓是无缘的。农民大众所喜欢的还是那些千年流传的、充满封建毒素的唱本读物、通俗小说。他决定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以农民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来创作农民文艺作品，来满足农民对精神文化的艺术需求，占领农村文艺阵地，消除封建文化毒素。193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盘龙峪》，就是赵树理对农民文学的一次自觉尝试。从语言结构来看，作家已经初步克服了以往的欧化句式，开始使用简短、精练、口语化的语言和传统文学结构来进行创作。

1943年，赵树理写成《小二黑结婚》，出版后供不应求，又被上百家地方剧团改编成各种地方戏。同年完成的《李有才板话》，得到更高评价，被指定为整风学习、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的干部必读材料。赵树理在经过一段时间创作尝试，终于找到了一种能为农民大众所接受的、同时又能推进国民性改造的文学写作模式。

赵树理之所以从五四新文学的知识精英创作模式，转变到为农民写作、为农民服务的创作模式，不仅在于他发现了新文学与农民的“隔膜”，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文学启蒙必须关注农民，必须选择农民理解的语言和叙事模式，即传统中国化的审美模式，熔铸现代农民语言，从而创作出一种现代中国叙事风格的农民文学——融合中国民间文艺传统叙事方式、新文学思想内容和大众化农民语言风格的农民文学。

当代作家不是没有意识到文学与农民的巨大距离，而是缺乏一种以农民大众为本位的文学创作观，无力创作一种融合了当代农民生活及其语言的文学。许多作家一味沉浸在所谓“纯文学”审美趣味中，挖空心思表现个人的内在“幻想”，追求创作一种永久的“经典艺术”，遗忘了时代现实，导致文学创作之路越来越窄，坠入了“纯文学”的审美陷阱之中。

二、立志为农民写作，做“文摊文学家”

赵树理在尝试打破新文学接受局限、开始为农民写作的过程中，不仅被人看不起、嘲笑过，而且还经受过工作上的歧视和打击。当时太行山区文联一些同志对赵树理的农民文学作品颇有微词。早在1939年，赵树理编辑副刊《山地》， 使用了鲁迅笔法，加上群众所熟悉的民间艺术因素，使报纸颇有点威力。这报专往敌人所到的地方张贴，贴到哪里读者挤到哪里。新来的主编认为《山地》不够艺术，另换了个名字叫《晨钟》，专登些新诗、新小说，并且另换了编辑，把赵树理调作管伙食的司务。但是，赵树理没有理会这些言论和一些不公正的行为，继续进行农民文学创作和理论思考。1942年赵树理完成脍炙人口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太行山区文联却不愿予以出版。当事人杨献珍后来对《小二黑结婚》的出版经过进行了描述：

我送给了彭德怀同志，他看了，很满意，就给了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同志看。她看了也很喜欢，随后即由彭德怀同志交给了太行新华书店去付印。

《小二黑结婚》文稿交到太行新华书店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有些自命为“新派”的文化人，对通俗的大众文艺看不上眼。^（2）

1943年9月，小说在彭德怀等人的有力干预下，终于出版了。彭德怀热情的题词，印在《小二黑结婚》一书的扉页上。但当时在太行山区，仍然有些知识分子对《小二黑结婚》摇头，冷嘲热讽，认为那只不过是“低级的通俗故事”而已。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广大农民群众对赵树理这部作品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小二黑结婚》出版后就受到太行区的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贫困的太行山区一般的作品也就印刷两三千本，但是《小二黑结婚》仅在太行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许多村子群众自动地把《小二黑结婚》改编为秧歌剧自演自唱，成为群众心爱的好作品。之后，赵树理发表了小说《地板》、《催粮差》、《福贵》、《刘二与王继圣》等，篇篇赢得了农民群众的心。在文学实践中，他对农民文学创作有了成熟的认识，明确了为农民写作的文学理念。

十几年前，我就发觉新文学的圈子狭小得可怜，真正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这种东西的人。等到学的人也登上了文坛，他的东西实际上又只是给另一些新的人看，让他们也学会这一套，爬上文坛上。新文学只在极少数人中间转来转去，根本打不进农民中去。我父亲是个农村知识分子，但他对这种宝贝一点也不感兴趣。新文学其实应叫做‘文坛文学’或者‘交换文学’。因此，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你逛过农村的庙会集市吗？那里有一种地摊，摆满了《封神榜》、《施公案》、《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小册子和廉价的小唱本，生意真好啊！我的目标就是要拿着自己的作品去赶庙会，跟它们一起摆在地摊上，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3）

这是赵树理在1946年5月在接受记者李普采访的一段话。在李普精心设计的对话中，赵树理谈出了对新文学的认识以及决心做一个“文摊文学家”——农民作家的的志愿。这充分显示了赵树理对农民文学创作的自觉理性意识，彻底突破了五四新文学的樊篱；从中国传统民间文学和现代农民生活实践中，赵树理已经自觉地开创了一个文学与农民大众进行语言与思想对接的农民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大众化文学实践的成功范例。赵树理和他的农民文学创作终于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

面对一个个荣誉的光环，赵树理没有炫耀自己，而是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一些“阳春白雪”作家对大众化的农民文学还是不屑一顾，农民文学作品还很少。“农村所需要的艺术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有时都出乎我们想象之外。办一份杂志，出一份画报，成立一个剧团，作一篇小说，很容易叫文化工作者圈子里边的人普遍知道，可是一拿到农村，往往如沧海一粟，试想就晋冀鲁豫边这一块地方，每一户翻身群众要买你五张年画，你得准备多少纸张?每一县一个农村剧团的指导人，就需要出多少戏剧干部?”对于农民文化的巨大需求与当前农民文艺数量不足的反差，赵树理说：“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制作一些更高级的作品，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在更伟大的任务之前，这只能算是一种副业，和花布店里捎带卖几条绸手绢一样，贩得多了是会占去更必要的资本的。至于说投身农村中工作会不会逐渐降低了自己的艺术水平，我以为只要态度严肃一点是不会的。假如在观念上认为给群众做东西是不值得拿出自己的全付本领来，那自然不妥当。即使为了给群众写翻身运动，又何曾不需要接受世界名著之长呢？织绸缎的工人把全付精力用来织布，一定会织出更好的新布，最后织到最好处，也不一定会引诱得巴黎小姐来买。”^（4）

为了给乡土中国最广大、最需要、但又最匮乏文艺的农民大众提供最佳的精神食粮，赵树理所追求的不是所谓的 “艺术性”，而是以为农民大众接受、欢迎为最高目的。赵树理运用自己的全副精力，来为农民大众“织出更好的新布，最后织到最好处”。事实上，赵树理的文学实践已经证明他织出了最好的布——最受农民欢迎的农民文学，完成了他的“文摊文学家”、为农民写作的志愿。

从《小二黑结婚》的艰难出版以及出版前后一些知识分子的观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即使在解放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广为传播之后，为农民创作、表现农民生活的农民文学作品还是受到压制、打击，还要遭受一些知识分子的冷遇与蔑视。联系赵树理的遭遇，我们就可以理解当代文学作品为什么缺少赵树理那样的农民文学作品的原因了：文学界存在着一股强有力的以纯粹经典艺术家自居、看不起乃至于极端蔑视农民文艺的 “知识贵族”。他们以狭窄的小圈子为文学创作和接受的主体，拒绝文学的大众化、农民化，追求所谓的“艺术化”。在全球文化资本主义大肆扩张的时代，在当代中国贫富差距加大的时代，许多作家“在写作中生存”，对当代现实采取回避、拒绝的态度，无疑成为文化资本主义的同盟，充当着 “文化鸦片”制作人的角色。

赵树理对文学小圈子的坚决拒绝，对文学大众化坚定追求的勇气，无疑为当代作家提供了丰富思想启迪。今天的时代要比赵树理时代复杂的多。对当代中国作家而言，汲取赵树理的农民文学创作经验和勇气胆识，冲破文学的小圈子、与最广大的农民大众联系起来，创作农民喜闻乐见的中国叙事风格文艺作品，抵御全球文化资本主义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无疑具有更大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三、与农民血脉相通，塑造时代典型的农民形象

赵树理表现农民生活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不仅表现了农民翻身的喜悦、烦恼，还对翻身之后农民新身份的蜕变、农村新压迫力量——旧地主的代言人与新革命干部的蜕化变质进行了描述与展示，从而塑造出了时代环境中最典型的农民形象，显现了一个农民作家对农村问题的高度敏锐与对农民生活思想的充分了解。

小说《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生动地写出了解放初期复杂的农村政治生态：剥削之心不死的旧地主阎恒元、新的革命政权的代表老杨同志、蜕化变质的农村新干部陈小元、忠厚老实的有封建旧思想的农民老秦以及农村里年轻气盛的青年农民，这些不同力量构成了新乡村力量博弈。

阎恒元是阎家山反动剥削势力的头目，为人阴险，狡猾奸诈，在抗战以前年年连任村长，剥削压榨贫苦农民，而且在八路军解放后，继续把持村政。阎恒元不仅会审时度势，看到了革命工作者章工作员的工作作风及其存在的工作缺陷，而且还深刻了解商人、农民贪占小便宜的心理，对章工作员和不同层次的农民采用不同的办法分而治之，利用这些人的某些缺陷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小说还塑造了一个蜕化变质的农民干部陈小元。小元是阎家山贫苦农民的斗争代表。在成为武委会主任之初，他还保持着与地主反动势力斗争的革命品质，但是，随着自己地位的提高，小元身上的贫苦农民的革命品质渐渐丢失，原有的封建等级差别观念也渐渐清晰起来，在地主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剥削思想的侵蚀下，蜕化变质，成为农村反动势力的同伙。蜕化变质的农民干部小元形象是赵树理对农村解放后的政治生态变化的一种新反映，不仅展现了赵树理的敏锐思想意识，而且也展示了赵树理反映农村复杂现象的胆识与勇气。

翻身后的农村新干部如何保持革命本性和为穷苦农民服务的本色、拒绝地主阶级的物质引诱、消除头脑中的封建剥削意识，是解放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与挑战。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就对农民革命者阿Q的革命心理、动机进行过描述，展现了农民头脑中的陈腐、落后的统治阶级剥削思想——对“子女、玉帛、威权”的追求、对“主子”地位羡慕追逐的奴才意识。在革命后农民翻身解放的解放区，“阿Q”式的封建剥削思想的幽魂依然还在翻身农民心灵中游荡。《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正典都是蜕化变质的新农民干部，是翻身革命时代的“阿Q”。

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分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其次是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新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因为过去所有当权者尽是些坏榜样，稍学一点就有利可图。我以为这两件事是土改中最应该注意的两个重点，稍一放送，工作上便要吃亏。^（5）

正是由于对解放区土改前后农村各种政治力量非常清楚，对不同成分类型农民的心理状态、思维模式和行为特征较为熟悉，尤其是在深入农村调查的工作和编辑《新大众报》过程中，接触到了大量的农村材料，所以赵树理对翻身解放后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能够及时发现、敏锐思考，并以一种农民大众能够接受的通俗语言将其审美地呈现出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以及后来的《邪不压正》等农民文学都是这样创作成功的。深入农村、与农民大众血脉相通，是赵树理创作农民文学成功的根本因素。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文学走向农民的根本问题是，作家有没有农民的思想意识与情感心理，是否与农民血脉相通。赵树理的成功就在于他不仅深入农村，了解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且他从衣着、神态、言行举止到思想感情都与农民一致。赵树理就是普通农民的一员，同时又有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思想和问题意识，所以他创作的农民文学既能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又能具有超越性、批判性一面。

赵树理与农民血脉相通的创作传统，在周立波、柳青、高晓声、何士光、刘玉堂、乔典运、赵德发等作家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当代文学也出现了一些如陈奂生、冯幺爸等典型农民形象。但是，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和“纯文学”审美理念的双重冲击下，农民文学创作出现了低谷；新世纪出现的几部农村题材文学，如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受活》等依然追求“纯文学”的审美模式，像赵树理式具有当代农民生活内容、思想感情和语言风格的农民文学作品更是凤毛麟角；70年代和80后的新一代年轻作家对乡土中国大地更是疏离的很，纷纷追求玄思幻想的“后现代”，遗弃了“前现代”的农民！

新世纪文学走向农民是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要求。面对当代农村文化市场的巨大“文化亏空”和文学界小圈子里的“文学死亡”的哀鸣，文学走向农民就是当代作家摆脱文学“死亡”的阴影，重新从大地出发，获得生生不息艺术生命力的根本出路所在。

新世纪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农村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历史巨变，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人纷纷涌向城市，他们的错综复杂的情感体验和独特艰难的生存境遇都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新世纪中国热切呼唤当代作家深入农村、工厂，体验当代农民、农民工人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与他们血脉相通，汲取中国民间文艺传统和现代文学精资源，从而创作出新世纪农民文学。

伟大的时代召唤伟大的文学。新世纪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无疑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当代作家提出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赵树理的农民文学观和农民文学实践无疑为当代作家提供了一种无比珍贵的文学资源，为新世纪文学走向农民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1）       段崇轩：《打破文学与农民之间的“坚冰”》 ，《文艺报》，2006年10月14日。

（2）       杨献珍：《<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赵树理研究资料》，黄修已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88页。

（3）       李普：《赵树理印象记》，《赵树理研究资料》，黄修已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18－19页。

（4）       赵树理：《艺术与农村》，《赵树理文集》（4），工人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 第1363－1364页。

（5）       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文集》（4），工人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 第1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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