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乡村时空里的“阿Q”

——解读《阿Q正传》、《乡场上》、《乡间故事》中的中国农民

张丽军[1]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济南 250014）

[摘要] 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长距视角，来观照《阿Q正传》所展现的未庄世界，也许更能显示出鲁迅《阿Q正传》的思想艺术价值和未庄所代表的乡村世界所具有的沉重的、压抑性黑暗力量，及农民自身主体性建立的艰难过程。该文把阿Q与80年代乡土文学《乡场上》、90年代乡土文学《乡间故事》中的农民进行对比性分析解读，充分显现《阿Q正传》所具有的深刻思想力量与乡间世界对农民现代主体性建立的压抑性力量。

 [关键词]《阿Q正传》 阿Q  中国农民 “无物之阵”

农村与农民是20世纪中国关注的中心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以其 “国民性改造”系列作品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批判性创作主题，奠定了乡土文学的美学品格。《阿Q正传》中的农民阿Q和他所在的未庄，成为愚昧农民、落后农村的重要代表。在以往的《阿Q正传》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把批判的目光集中于“阿Q”身上，而对阿Q所在的未庄世界所具有的沉重的、压抑性黑暗力量分析不够。从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长远视角，结合新时期文学来观照《阿Q正传》所展现的未庄世界，也许更能显示出鲁迅《阿Q正传》的思想艺术价值和未庄所代表的乡村世界所具有的沉重的、压抑性黑暗力量，及农民自身主体性建立的艰难过程。

因此，本文把阿Q及其未庄世界放在20世纪文学场域中，与80年代乡土文学《乡场上》、90年代乡土文学《乡间故事》进行对比性分析解读，充分显现《阿Q正传》所具有的深刻思想力量与乡间世界对农民现代主体性建立的压抑性力量。尤其是，揭示出在1949年新中国确立了新的、正义性的乡间秩序后，中国农民现代性转化仍然受到乡村时空里的“无物之阵”的压抑。

一、           阿Q：未庄世界压抑性黑暗力量的受害者

以往的研究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倾注了过多的目光，但对于阿Q所生存的未庄世界缺少更多的分析。要进一步认清阿Q的形象的思想内涵，就必须对阿Q所生存的未庄世界里的其他人物形象、社会结构进行分析。“作品整体不是由一个形象构成，而是由一系列形象构成的，发现每个形象都成为一个组成部分，是总体的一部分。作品已经不是形象的结构，而是形象的组合，是许多形象的总和。这些各种各样的形象表现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形象的体系。……所有人物性格都是一种社会生活现象，身边必然伴随有他在社会生活中的固定陪伴。因此形象性格的刻画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伴随人物，涉及到通过社会共生关系与主人公发生联系、属于同一社交圈地其他性格。这些性格在形象体系中与独立存在的性格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其存在只是为了更加全面地揭示中心性格地本质。”^①因此，应该把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小D、闲人、吴妈等形象与阿Q的形象结合起来分析，才能真正理解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内涵，也才能真正体会到阿Q悲剧所具有的跨越时代的价值！

阿Q原本是个勤劳本分的农民，“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②雇工的身份本来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适当的生存权和自我尊严，但是未庄世界里各种有形的、无形的黑暗力量却不断蚕食、剥夺他的生存权和个人生命尊严。这种压迫首先来自于未庄上层人物赵太爷。阿Q因为说他姓赵，和赵太爷是本家，而遭到赵太爷的掌嘴巴的痛斥：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起来，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③

阿Q就是因为穷而被剥夺了姓赵的人身权利，而且还要受到人身侮辱。但是，对这个未庄一手遮天的人物面前，阿Q只得无声退下。本来“很自尊”的阿Q不仅受到来自上层人物欺压，而且也遭到未庄闲人们的侮辱。

闲人们以阿Q的癞疮疤戏弄阿Q，阿Q便以“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获得心理平衡。当阿Q说出要和吴妈“困觉”时，无形的未庄封建文化不仅使阿Q受到赵秀才的暴打、地保的勒索，而且连所有的未庄女人都视阿Q为异端躲起来，更严重的问题是：

“其一，酒店不肯赊欠了；其二，管土谷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其三，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但确乎有许多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④

这大大危及了阿Q的生计问题。阿Q后来所幻想的改变命运的“革命”，也被假洋鬼子所垄断。为生存所迫的阿Q无奈进城而沦落为盗贼，最终因此而被砍头。

从未庄世界里的其他人物与阿Q 的关系、他们对阿Q的物质与精神的压迫就可以发现，阿Q所生存的乡间世界里的黑暗力量彻底剥夺了他的生存权和他仅有的生命尊严。所以，阿Q的悲剧不仅仅在于“精神胜利法”缺点，还在于赵太爷为代表上层人物对他的迫害、未庄闲人对他的精神打击和人格侮辱、未庄女人对他的嫌恶、王胡小D们对他的蔑视、无形的封建性文化势力等构成的对阿Q进行压迫的有形与无形的多重体系的压抑性乡村结构。

在形象组合的人物世界中，我们还应看到,阿Q与王胡、小D等乡村弱势群体的关系上，阿Q对与自身等同境遇的弱势群体，不是同情、互助，恰恰相反的是，表现出蔑视、厌恶、对立、欺压。阿Q也具有未庄恶人们“以强凌弱”特点（他自己就遭受过这样的欺侮），欺侮过与他相似的王胡、小D们。阿Q在某一时刻，也曾成为欺压他的黑暗力量中的一员，成为“吃人”群族的一员。由此，可以体会到鲁迅先生创造的阿Q形象所具有的更深刻悲剧所在，感受到阿Q所生存的未庄世界的可怕的、多重的压抑性黑暗力量。

二、           冯幺爸：抗拒“乡场上” 压抑性黑暗力量的觉醒者

《乡场上》是贵州乡土作家何士光的著名作品，发表于1980年第8期《人民文学》。何士光继承了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改造”启蒙思想意识，塑造了一个生活在新时期的阿Q形象，即乡村世界中破产了的、精神麻木的农民冯幺爸。这个新时期的“阿Q”在新的乡村经济变动中，由原本贫穷、麻木的没有任何一点人格尊严的形象在一场乡村冲突中开始走向觉醒。

在乡场上，“冯幺爸，这个四十多岁的、高高大大的汉子，是一个出了名的醉鬼，一个破产了的、顶没价值的庄稼人”。^⑤就是这样一个 “不值一提”的农民却被置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他为乡场上争吵的罗二娘和任老大家做个见证（罗二娘的男人是乡场上食品购销站的会计，是一个卖肉的；任老大是一位老实巴交的民办教师，与罗家无法相比）。

我们同样运用形象组合的原理，分析冯幺爸的形象。即从冯幺爸与“梨花屯”乡村世界里的各种不同层次人物形象的关系中，考察中心人物形象的本质内涵，揭示农民生存困难的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根源。

梨花屯乡场世界中的上层人物罗二娘、曹支书、商店老板都以一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心理上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组成了梨花屯这一乡村世界沉重的黑暗力量，压抑着冯幺爸这样众多的穷苦乡民。在乡场上生活的冯幺爸知道：

“你得罪了一尊神，也就是对所有的神明不敬。你得罪了她罗二娘一家，也就是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瞧，我们这个乡场，是这样的狭小，偏僻，边远，四下里是漠漠的水田，不远的地方就横着大山青黛的脊梁，但对于我们梨花屯的男男女女来说，这仿佛就是整个的人世。……但是，如果你得罪了罗二娘的话，你就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有光亮，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来洗你的衣裳；更不用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你难度春荒……不，这小小的乡场，好似由这些各执一股的人儿合股经营的，好多叫你意想不到，叫你一筹莫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那么，你还要不要在这儿过下去？这是你想离开也无法离开的乡土，你的儿辈晚生多半也还得在这儿生长，你又怎样呢……”^⑥

在原先的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冯幺爸又没有其他生存方式的选择，只好无奈的屈服于这一黑暗力量的压抑，不得不向罗二娘、曹支书低声下气地乞食、做“奴隶”。这同样印证了没有生存权的人就难有生命尊严而言的真理。正是这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了冯幺爸的穷困，经济上的困境又形成了对冯幺爸生命尊严与人格的压迫，使他在乡村政治结构中沉默哑言。

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农村经济改革的兴起，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被多元的、混合的经济打破，农民的生存空间、生存维度日趋多元化。原先与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密切相连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逐渐瓦解。因此，新时期的“阿Q”——冯幺爸拥有了原先阿Q所不具有的新的多元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在这种狭窄的社会经济结构被打破的同时，冯幺爸的生存方式就有了多元化可能，就可以发挥出被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压抑的多样才能，他可以“做活路”，可以凭个人劳动独立地获得生存经济权（是“个人”的不再是附属于集体的劳动，是“独立”的生存经济权而不是“依附”性的生存经济权），所以，这位新时期的“阿Q”就可以大声地喊出：

“曹支书！这回销粮，有——也由你；没有——也由你，我冯幺爸今年不要也照样过下去！”⑦

经济上已经独立，不再依附于梨花屯上层施舍的冯幺爸在获得生存权的同时，其人格主体独立性也一点点觉醒起来：原本沉默失语的他，发出了生命觉醒的声音：“国家这两年放开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哪个敢跟我再骂一声，我今天就不答应！”⑧而且，勇敢无畏地为任老大家的娃儿的清白无辜做了见证。

冯幺爸在从沉默失语到发出生命觉醒的声音，从原先的奴性回归到生命主体性，最大的根源就在于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改革使他获得了独立的多元经济来源，有了独立的、不再依附于他者的生存权保障。

何士光的《乡场上》在鲜明地凸现时代变革中乡村世界农民个性人格走向独立自主的觉醒过程，但同时也展现了乡村世界中依然存在的巨大的黑暗压抑力量。这一黑暗势力从鲁迅《阿Q正传》就描绘的“未庄”并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消失。“未庄”的影子还闪现于80年代乡村世界之中。

冯幺爸是不是真的凭借个人获得的独立生存保障就能够打破乡村世界的黑暗势力的压抑，真的能走向人格独立？这依然是一个问题。90年代乡土文学作家阎连科的《乡间故事》证明了这一点。

三、           连科·三姑女：市场经济时代被乡村压抑性权力结构所异化的单面人

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乡村世界中的农民拥有了更多的生存方式和更多的选择。乡村世界中原有的单一狭窄的经济结构被彻底打破，但是乡村世界中压抑性的上层势力并没有随之解体，而以一种更加紧密的形式把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及宗法道德势力结合在一起，如顽症般存在乡村世界中。

阎连科在90年代以《乡间故事》生动地描述了市场经济时代乡村世界上层势力的新的存在方式，揭示出90年代乡村世界中的新政治结构所具有的某种压抑性黑暗力量。这种压抑性黑暗力量对普通贫苦的农民压迫，仍然一如20年代鲁迅先生所描绘的“未庄”一样，不同的只是招牌与时间的变迁。

“乡间俗市外人不明白，不理解大小乡村都是一方世界一方天，各有其皇道，各有其民俗。如婚嫁：支书家大姑女是队长的大儿媳、支书家二姑女是副支书家大儿媳，支书家大孩娃又娶了经联主任的大妹子。接续起来，村委委员、治保主任、妇女主任、民事纠纷调解员、村委会计、生产组长、税代员、信贷员、村中电工、水利组长、面粉加工厂厂长、铁钉厂经理、手纸厂领导、老中医、新西医、民办教师……红红绿绿、上上下下、都扎扎实实是亲戚。没办法，都是亲戚。都是亲戚！乡间就是这物景、这面貌。”⑨

从鲁迅先生所展现的“未庄”世界到20世纪90年代，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乡村世界的上层势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编织了一张威力无比、巨大无边的网，生存其中的农民无不时时刻刻亲身感受到它的存在。

如果说冯幺爸以前的时代，乡村世界的上层势力是凭借其经济优势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控制权而使无法维持生存保障的农民依附于他们；冯幺爸以后的新时期中，社会经济变革使农民有了更多的生存渠道和生存方式，在生存权有了初步保障之后冯幺爸能够有了初步的觉醒，挺起了腰板。但是，乡村上层势力依然通过各种方式编织一种新的威权大网，普通农民的权益依然受到侵扰，无法获得完整的生命尊严和完全的个体人格独立性。在阎连科《乡村故事》中，乡村上层势力正是通过层层婚姻关系把乡村政权牢牢掌控于由婚姻关系而编织成的上层利益共同体之中。这样一来，本来为广大农民谋利的乡间政权就成了一部分上层势力谋私利的政治工具。这新的威权大网自然而又“合法”的存在着，以至于成为没有具体解构目标的、无法突破的“无物之阵”。

小说中的主人公“连科”与“三姑女”这两个落榜高中生正是因为追逐权力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情感世界，乃至于做出订婚－毁婚—再毁婚—重新订婚这样一幕幕让人目瞪口呆、唏嘘不已的荒唐悲喜剧：连科与三姑女订婚是因为看上了三姑女的父亲村长的权势，其订婚理由就是：保证不出三年会把他提到村委会。三姑女之所以取消订婚与副乡长丑儿子订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父亲和她都看上了副乡长会转为乡长的权势。一旦当连科和三姑女得知副乡长要退居二线的时候，又纷纷与副乡长的女儿、儿子毁婚，他们二人重新订婚。

连科和三姑女之所以玩耍了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彻底成为被乡村权力结构所异化的单面人，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世界的压抑性政治结构剥夺了他们转变命运的其他可能方式。他们要改变自己一辈子匍匐于黄土地的命运，只有扭曲自己的人格、感情向它屈服，变成“吃人”群族中的一员。

四、           结语

鲁迅的《阿Q正传》、何士光的《乡场上》与阎连科的《乡间故事》合起来观照，我们就会发现一系列的、不断与乡村社会结构中的压抑性黑暗力量博弈、斗争的农民形象群；这一农民形象群体在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公正力量召唤下正一步步地走向觉醒。从阿Q、冯幺爸到连科、三姑女的形象变迁史，连续性地描绘出了乡村世界上层势力对下层农民的生命尊严和政治经济权益的侵扰，同时也展现了乡村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及生存于这个乡土世界里的农民不断觉醒、抗争的历史。

阿Q的抗争并不仅仅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在没有任何合理的生存方式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阿Q要么是饿死，要么是以非法的方式苟存。所以，他沦落为贼是生存无法保障、没有任何出路后的一种看似或然、而实则必然的趋向。冯幺爸在多年沉默失语中终于觉醒了，发出了生命觉醒的声音，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就是他在经济上有了独立而不依附于他者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依然可见乡村上层势力对他的的沉重压抑以及冯幺爸自己艰难的觉醒之路。冯幺爸虽然喊出了生命的尊严，迈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但是，离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主体性的建立还有很远的距离。

连科与三姑女在《乡间故事》中以泯灭自己情感世界的正常欲求来攫取权力，表现了乡村新一代青年被乡村社会结构有形与无形的黑暗势力所逼迫、压抑的异化现象。这种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畸形的抗争，正如阿Q的“以强凌弱” 成为乡村世界中黑暗力量一员一样，连科、三姑女这种畸形抗争也使他们重新变成所憎恨的上层势力中的一员。乡村世界的上层压抑性势力具有巨大的统合能力，这不仅是因为有着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不尽合理的一面，而且还因为传统乡村文化中的封建性文化心理的根深蒂固。

鲁迅先生所描绘的“未庄”乡村世界的黑暗势力，依然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乡村世界中时隐时现；阿Q的影子时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形象世界中飘忽闪现。冯幺爸、连科、三姑女就是新时期的“阿Q”,一个不断受到逼迫压抑、不断进行抗争与觉醒的“阿Q”。 要彻底打破这乡村时空里的“无物之阵”，不仅需要有社会结构的调整，思想文化观念的变迁，更为根本的是“阿Q”们要觉醒起来，成为具有独立主体性的生命个体。因此，“阿Q”们的抗争与觉醒之路，也就是中国农民自身主体性确立之路，即获得生命自由与尊严的现代化之路。

虽然，消除未庄世界的影子，消除“阿Q”的精神奴役创伤，确立自身生命主体性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阿Q”毕竟是在20世纪乡村时空里一路蹒跚走来了 。

注释：

①[俄]佩列韦尔泽夫：《形象诗学原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52页。

②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490页。

③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488页。

④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504页。

⑤何士光：《乡场上》，《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上），刘绍棠 宋志明主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633页。

⑥何士光：《乡场上》，《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上），刘绍棠 宋志明主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636-637页。

⑦何士光：《乡场上》，《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上），刘绍棠 宋志明主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640页。

⑧何士光：《乡场上》，《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上），刘绍棠 宋志明主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640页。

⑨阎连科：《乡间故事》，《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下），刘绍棠 宋志明主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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