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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工”从语词上界定可以理解为：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本文放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大背景下，着重考察了游离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主题身份的认定，及其未来的阶级、阶层走向，按造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经过分化重组的当下社会必定会出现新的阶级、阶层。这些阶级、阶层与传统阶级、阶层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农民工如果被假定为工人阶级而客观存在，那么这些生活在城市里农民能否获得市民身份的认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我们走出“城乡二元格局”的困境，有利于构建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当城市的大门向农村这快土地敞开时，蜂拥而至的亿万农民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究竟如何定义这些游离在田间和工厂之间的农民工，在我看来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这些游离在城乡之间的混合结构，兼有市民和农民双重身份，这种交叉的阶级组合是以市场的资源配置为根本动力，是人们利益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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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华（1981—），男，河南郑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组合的产物，按照传统意识型态的划分，在马克思主义中既有阶级概念，又有阶层概念。当这两个概念并用时，阶层通常是阶级的组成部分，表示阶级内部次一级的划分，隶属于阶级，有时也包括其阶级归属尚不明朗的过渡性成份。按照当代学界的观点，在陆学艺看来：“当代中国不是人人平等的无阶层社会，而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高低差别的社会；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代中国人群的这种差别，为人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调查材料；在对人群分层时，指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社会上层，产业工人处于社会下层，中间隔着6个社会阶层，从而使读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而后者则不是主导阶层，自然不再属于领导阶级，正在逐渐滑向弱势地位”；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不但能够描述当代社会分层现象，而且能够揭示这种分层的原因，揭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
一， “农民工”在社会阶级、阶层分化中所处的位置
农民工流动就业是我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目前，我国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已达相当规模，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从总体上看判，农民工流动就业将呈两大趋势：一是流动就业的规模会继续扩大，二是流动方向的集中化不减，分散化增加，这些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外来者究竟以什么样的身份而存在，农民工是否已经独立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如果这种假定成立，那么我们应如何定义这样一个流动变化中的新阶级、阶层。首先，我们回归传统中国对等级，阶级，阶层所作的区分，古代社会中的“阶级”，就是指社会上存在的身份等级。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阶级”既指官位俸禄的等级，也指社会伦理制度“礼”规定的等级秩序。三国志•吴志•顾谭传》曰：“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没有官位的“老百姓”，在古代通称为“庶民”。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民”的划分是“士民、农民、工民、商民”四民。依据古代对农民的区分，我们应当把农民工定义为工民，也就是从事工业的农民，这种工民有别于农民，他们不依靠土地为生，从城市中获取生存的来源，这种假定可以用于描述那些当前长期居留在城市中的农民，他们已经失去和土地的联系，少部分群体已经取得市民的合法身份，但观察农民工流动的主体力量我们发现，这些工民的大多数依旧是城市的边缘人，土地依旧是他们生存的根基，他们仍旧处于社会的底层。
其次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理论变革。19世纪开始，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和推进，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指导学说，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运动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但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在“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被一再地简单化和扩大化，制造了很多人为的“阶级矛盾”。以致于现在人们一听说进行“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就联想到“划阶级、定成份”，似乎这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话题。在现代的社会理论中，“阶级”或“阶层”，都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social group）。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学领域中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视角。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着重强调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的决定性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分层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但是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使社会分层现象永恒化，而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化等途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社会分层现象。在当前，则要如实指出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形成；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正确认识和对待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当下的中国，我们就要正视日益分化的社会阶级、阶层，农民工作为“混合结构”而存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定型化，第一，阶级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农民工内部分化后的边界已经确立，并处于不断变动中，少部分群体脱离了农业社会，进入了城市生活圈。大部分人依旧奔走在城乡之间。第二，阶层内部的认同。由于阶层边界日益明显，那些获得市民身份的农民工和没有获得的农民工开始出现内部身份认同感。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伴随城市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膨胀的城市人口开始承受不了外来人口的压力，90年代后期开始，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外来农民工获得市民身份开始减少，农民工向上流动的困难增大，成为市民的成本升高。
最后我们要从学理的角度对当代农民工所处的阶级、阶层作一区分的话，在我看来是很难的，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社会上层，产业工人处于社会下层，中间隔着6个社会阶层。农民工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我把它看做是一种“混合结构”，少部分群体脱离农业成为市民，农民工群体的大多数依旧是农民阶级，土地依旧是其生命线但不是唯一的生命线，农民工在阶层中所处的位置也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混合的多元结构，是不断变化和重组的结构，这一分层重新确立起自己的内部边界，建构出中国社会特有的农民，工人双重身份的混合结构。
二，“城乡二元结构”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分析农民工的由来离不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可以说它是理解当前社会分层的钥匙，“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是农业部原政策研究中心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课题组于1988年最早提出并详细论述的。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市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制度体系。这种举世罕见的城乡隔离制度，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两个各自封闭循环的体系和市民与农民两种迥异的不同公民身份。农民工”是在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产生的概念。据劳动部门统计，目前全国进入县级以上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业人口达８５００万人，农民工市场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初级劳动力市场。城乡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自城市产生后，城乡关系便随之而产生。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城乡关系包含相当广泛的内容，如城乡发展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城乡文化关系、城乡社会关系、城乡生存关系、城乡运行关系等。从历史上看，各国在发展初期都经历了城乡关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动状态。不过，在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化过程在较长时间内消化了一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使得城乡对立的矛盾得到缓解，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成为区域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然而，在当下的中国，一边是现代化的大城市，另一边却是贫困、落后、分散的广大乡村；原有城市缺乏对农村人口的吸收能力，新城市缺乏发展壮大的动力，加之政府“城市偏向”与城市居民的“乡村歧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研究在较广泛的领域和视野展开。
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考察，建国初期为了适应国家推进工业化的需要，政府建立了“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城乡之间的保障政策相差甚远。1978年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也处于快速转型时期，农民工这个新群体的出现，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发挥不出其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其固有格局也难以为继，建构城乡整合的社会保障制度便成为一种客观需要。
从户籍制度的滞后性考察，我们会发现，“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体制产物，也是农民工成为一种“混合社会结构”的根源，它不利于断裂社会的重新分化和组合，不利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方向的转变，构成两个相对封闭的怪圈：“城市和农村”，两者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观念，年收入2000元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和年收入7000元的工人差不多。所以，很难在超越城乡之上建立全社会的阶层模型，历来把“农民”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划分出来，现在还难以改变这个状况。改革开放20年来，农民处于分化之中，在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工人、乡镇企业管理干部、私有工商业主、农村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农业科技人员等）等多种社会角色。其中有些角色已经不是农民，而和城市中相应的角色接近，但不完全相同。如乡镇企业工人和城市里的工人，城乡的私有企业主，其收入来源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接近。所以，像这样城乡接近的阶层就可以划在一起。如私有企业主既包括城市的，也包括乡村的。工作较固定的乡镇企业工人也可以划归工人阶层。但是，在农村他们和农业劳动者相比毕竟是少数。“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身份依然存在，几千万流动民工还是农民身份，只有少数精英能够真正融入城市之中。
由此可见，城乡分割，已经成为一种走不出的怪圈，要完全打破城乡分割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农民工市民社会身份的获得有待于社会在市场资源配置的强力支配下，进一步分化，组合。
三，“农民工”未来阶级阶、层走向探究
伴随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一历史大背景，农民工在未来社会的分化中，究竟走向何方？是否能成为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还是依旧徘徊在城乡之间，带着对诸多问题的思考，我提出两种假定：一是，城乡二元格局被打破，二是，市场配置资源使得城市饱和。
首先，我们预设“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如果能突破体制壁垒，农民工这一群体将重新定义其主体身份，城乡一体化，将重新分化组合出新的社会结构，城乡边界会变的模糊，部分农民会成为城市里的新主人，当然这种市民社会的获得不是一日能实现的，它需要漫长的磨合，消融，是一种渐进式的分化组合，但目前的发展态势表明户籍壁垒依旧限制了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市民身份的获得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比如购买一套市区住房等，这种昂贵的支出非农民工能够承担的范围，因此交易成本遏制了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空间。
其次，我们预设市场配置资源使得城市饱和，当城市消化劳动力的能力得到充分满足，假定这种满足是在自发的市场杠杆调节下完成的，那么多余的劳动力将重新回归到土地上来，如果农民工被假定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思考土地和工厂的比较收益，如果土地带给他们的收益大于城市他们就会选者留守土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政治权力具有先天的张力，在政治权力面前，脆弱的农民工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社会权力来制衡政治权力才有效果。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国家、社会二元化，才可能形成制约政治权力的社会权力。所以，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础，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破坏了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分化组合，市民社会完全被政治国家所淹没。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高度统一的僵化格局正在松动。传统的国家社会合二为一的结构正在解体。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成长之中。私有经济的发展，中间阶层的壮大，农民工将在未来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化组合中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
[参考文献]：
1、《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2、赵勇：《城乡良性互动战略》[M]，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
3、安东尼.吉登斯2003社会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4、郑功成2000《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
5、陆学艺《当代中国十大阶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6、康新贵《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劳动者阶层分析》网络（学说连线）2005年12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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