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节选）

　　何光渝先生在“总序”谈到最初的写作动因时，说了一番颇为动情的话——
“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著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贵州文学的命运即是如此：仿佛这块土地上从未产生过文学，没有过文学历史的发生与演变。但是，我们确实有过！然而，百年过去了，千年过去了，在文学史事实上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有一种对于贵州文学整体的、真诚的描述。临到这世纪、千岁之末，我们还能让这样的命运在落到21世纪贵州人的头上？”
　　这使我想起鲁迅当年曾谈到，近代以来，中国常常处于“被描写”的地位（参看《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这是一个弱势民族、国家、文化在与强势民族、国家、文化遭遇时经常面对的尴尬。在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总体结构中，贵州文化、文学无疑是一种弱势文化，也就会面对“被描写”或根本被忽略的这类问题。而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话来真诚与真实地描写自己。这正是贵州的学者的历史责任：小则为乡梓效力，大则为考察中国的文学、文化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贵州文化的外来输入性的特点，以及它的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结构，正是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存在，因而具有了特殊的价值。
　　而我们在“真诚的描述”自己之后，还要做一个工作：把它融汇到乡土教育中，真正转化为贵州这块土地的精神、思想、文化资源，代代相传下去。我这样提出问题，和这两年特别关注中小学教育有关，也是受到了五四先驱者们的启示：他们在创造五四新文学（即现代汉语文学）时，除了理论的倡导，始终抓住创作试验与教育两个环节：首先创作出具有现代思想的，同时具有文学价值的现代汉语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量进入中小学课本，并成为大学的文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就会深刻、广泛地影响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方式与心灵世界，在凝聚民族精神上产生巨大的作用。我由此而设想：是不是可以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比如对黎庶昌、李端  、姚华、黄齐生、蹇先艾、谢六逸、石果、何士光……等各个时期的贵州代表作家的历史地位与创作成就的总结，对包括新时期在内的大量优秀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作品，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筛选，编选出普及性的《贵州文学读本》，或者与教育部门合作，编选贵州中小学的“乡土教材”，作为语文课本的补充读物。而上述研究成果更可以补充进大学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教育中，关于贵州文学的研究也应成为大学科研的重要课题；甚至还可以为开发贵州人文景观提供资源，成为社会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的目的是要使生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人，从小在知晓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名人的同时，也熟知自己本土的文化的创造者，与他们进行精神的对话与交流，这对“黔人”的精神文化素质的培育，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而贵州文学也只有影响到青少年，才算是真正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扎根了。——我这里所说，全是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畅想”。但也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从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一件一件的实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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