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本关于安顺的书为例
                               

　　手边有五本关于安顺的书，是2003 年到2004年间出版的。按出版先后时序为：图文集《大山深处的屯堡》（郑正强文、杨延康图）、安顺地域风情散文集《神秀黔中》（安顺市文联编）、中篇小说集《迷离的屯堡》（韦瀚著）、散文集《一个人的安顺》（戴明贤著）和长篇小说集《小城故事》（韦瀚著）。写的都是安顺事，著者也都是安顺人。
　　书曾先先后后分别读过，也曾因其文、其事、其情而为之感动。这些安顺人，写起安顺事来，笔端下那份绵延不绝的浓浓乡情，那种几乎可称之为“安顺流派”的叙述风格和风骨，足以打动每一位读者。作为一个地域性群体写作，这种情愫，这种自觉，这种追求，在写家乡的贵州人的文字中，是不多见的，但此时，我并不想再用“文学”的尺度去评价它们。而是在想：当我把这几本书联缀起来时，“小城”安顺的一线命脉，“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圈”（戴明贤《一个人的安顺•后记》），竟活现在眼前：这是一个与日常所见非常不同的“另样”安顺，一个与贵州其他地方底蕴迥异的安顺。这是为什么？
　　这是否就是因为：这些书不约而同地都在追溯“起源”——今日安顺的“文化起源”的结果？
追溯起源是这样一种努力，它试图捕获事物的精确本质，事物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事物被精心保护的同一性。就我所认识的安顺而言，它本原的凝重、恬淡、温良，它的对天地人心的敬畏和反思，它的讲说和叩问历史的欲望，它的石头屯堡和石头透雕云龙柱……已经或正在被各色各样的喧嚣浮躁，急功近利所遮蔽。与其他许多城市一样，只顾急急忙忙朝前赶而无暇回望自己的来路，以致在今人（不仅是外地人，也包括本地人）对安顺的通常认识中，已经不再去质疑、打破和消除某些不证自明的东西、已经习惯了的东西、熟悉了的和已被接受了的东西，于是，也认为自己正在与这样那样的时尚、时髦“同步”、“接轨”，也认为洋的外来的就是新的，新的就是好的。自己的家乡，从来就是这样无根无柢，无文无化？
　　所幸，有了这样一些书，向我们讲述被遮蔽在历史深处的这座城，这座城的另一面，这座城的本原。我知道许多安顺的朋友读过这些书，喜欢这些书，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感慨自己的乡邦原来竟是如此陌生，如此迷人，爱乡之情油然而生。而此时，我想到是，当然这些书中所有的历史叙述，也都是后设性的，历史也因为我们的现实需要，而被不断地重新叙述，这正是历史的意义所在；但是，对今天的写作者和读者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有没有这样的预设，甚至也不是有没有历史的偏见，而是能否对这种后设性形成清醒的自觉和反省 。
　　一个人的历史，一座城的历史，一片地域的历史，总是在有意或无意的遗忘、取舍中，不断被构建；长长的历史链条中，总会有某些环节因此而破损、缺失。今天我们所要质疑的，正是这种不断做“减法”的“历史”。当那些被遗忘或放弃的历史被重新唤回的时候，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历史”会不会变得陌生呢？当我们把这些“减去”的东西重新放回历史时，历史是否就有了其他的解释的可能，并因此而更为亲切？或许，一如郑正强所说：“终于有一天，我走在屯堡田坝上，向着那石头城堡般的山寨频频回首的时候 ，一切都逐渐地清晰起来。”（《大山深处的屯堡•引言》）
　　读着这些书时，我曾自以为熟悉的安顺，也逐渐地清晰、丰满、完整起来。那些已经消逝的时代的生命气息，那些向往已久的历史文化情境，使我仿佛真正成为文化安顺中人：这“城”，这“人”，陌生的变得可以理解，不懂的似乎也可以把握。这只是因为，我从中读到了安顺的文化。
　　由是而想到我的贵州。上世纪末，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不无痛楚的写道：“百年过去了，千年过去了，在文学史事实上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的今天，我们仍然没能看到有种对于贵州文学整体的、真诚的描述。”后来，我们筚路蓝缕，终于实现了为20世纪贵州文学写史立传的夙愿和宿命。但是，这种尴尬和隐痛，岂止于贵州的文学一端？想想，关于贵州这片乡土的知识，还有多少不为人知？已知的知识中，还有多少亟待整合起来，形成贵州文化自己的知识谱系？
　　一位曾在贵州工作生活过的知名学者为此曾十分感慨。他认为：“在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总体结构中，贵州文化（文学）无疑是一种弱势文化，也就会面对“被描写”或根本被忽略的这类问题。而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话来真诚与真实地描写自己。这正是贵州的学者的历史责任：小则为乡梓效力，大则为考察中国的文学（文化）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而我们在‘真诚的描述’自己之后，还要做一个工作：把它融汇到‘乡土教育’中，真正转化为贵州这块土地的精神、思想、文化资源，代代相传下去。” 后来他与几个贵州人一起，编出了一本颇受欢迎的书：《贵州读本》，希望通过它，使黔人不再“自我陌生”。而在我看来，让生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人，在从小知晓中国与世界文化及文化名人的同时，也熟知自己本土的文化和文化的创造者，与他们进行精神的对话与交流，这对当代贵州人精神文化素质的培育，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更重要的是，当这一切努力也影响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才能算是真正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扎根。
　　我在这里以安顺几本书为例子，希望构建起贵州地方文化的知识谱系的言说，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事实上，据我所知，在安顺，包括一些党政领导在内的有识之士，已经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从文学、歌舞、书画、历史等领域中，不事张扬地构建着安顺地方文化的知识谱系。因为，他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种着眼于乡土，侧重于地域的文化建设理念和精神书写角度，实际上还包含有更深层也更丰富的现代文化蕴涵，那就是如何在席卷而来的现代化浪潮中承传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粹？如何在急剧扩张的城市建设与城市变迁中，尽可能地保住那些一旦毁损就极有可能造成永久性丢失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朱学义：《神秀黔中•后记》）。这话，说得何等的好！
　　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和思想，去认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真实而真诚地描写我们自己。
其实这样做并不算太难。已经有人在做了。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从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一件一件的实事做起。
　　热爱贵州，从何说起？又从何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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