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

　　何光渝先生的大作《构建地方文化的知识谱系》一文，自在《安顺晚报》刊出后（见该报2005年5月30日第七版），在安顺文化界引起了一阵热烈的关注和议论。何先生此文，立意高远，视野宏阔，以关于安顺的五本书为例，着眼点却在贵州全省的文化建设上，可谓高屋建瓴，以点代面，以偏寓全，堪称妙笔。文中对安顺一地的文化建设颇多褒勉，这自然是安顺的荣幸——安顺文化界的热烈反响也多缘此而来。不过，据我观之，该文更别具深蕴的，是率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即“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及其构建问题。我原想，既有何先生谠论宏文“破题”于前，又有宋茨林兄“编读感言”倡应于后，不甘寂寞的文化界衮衮诸公，博雅君子，必会引出一番雀跃的讨论。辄未想，转眼两个多月过去，却应者寥寥，几未见到任何的回应文章，如此迁延下去，热话题势将变作“冷处理”，岂不有负何先生一片美意与苦心？感念及此，乃不揣谫陋，冒昧陈辞，无妨顺着何文的思路，略陈管见，权当桴鼓之应，还望各位高士贤人不吝赐教。
“谱系”一词在现代汉语学界的广泛运用，本源自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时兴起来的后现代思潮，而其学理渊源，则需追溯至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
　　福柯曾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中，对传统的西方思想史研究进行了颠覆性的考察。他舍去思想史上那些纷繁而迷人外表，将他剖析的利刃，直指那个人人视而不见的，构成思想或知识的最基本的元素——语言及其表达方式。福柯认为，人关于思想或知识的任何表达，其实都可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关系——“词与物”。任何话语实质上都是语言符号（词）与其所表征、所指涉的对象（物）之间的一种配置关系，配置关系不同便导致了话语的不同。而配置关系亦即构成话语方式的那些规则和型式（福柯称为“知识型”），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间断性的，裂变着的，具有时代差异的。福柯认为，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就出现了三种“知识型”，即“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并且正在经历从现代知识型向当代知识型的裂变。不同的“知识型”决定着不同时代的话语形式和话语选择，换言之，是话语在选择人而不是人选择话语。福柯的这一颠倒，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人既已成了被话语掳获的工具，其主体性又安在？因此 福柯的《词与物》一书，又被西方思想界视为是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又一惊世骇俗的声音——人之死。更有人将他的这一颠倒归结为这样一个极端命题：“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这之后，在直接感受和经历了法国五月风暴的震荡和洗礼之后，福柯将他的话语研究转向权力研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他从尼采的“道德谱系”一词获得启发，逐渐建立起了他的“权力谱系学”体系，并最终放弃了他的“知识考古学”一词。而在他的权力谱系学中，“话语——权力”或“知识——权力”的思考不唯仍是其理论构成的一大界面，而且更是福柯在当代世界影响最广泛的思想理论之一。“谱系”一语也随之成为社科领域内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概念。九十年代后，在后现代语境的影响下，汉语学界使用渐多的“谱系”一词实即滥觞于此。
　　那么“地方文化知识谱系”这一命题的提出，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有何意义与价值呢？
在我看来，其意义至少有二。其一是对目前还相处于离散、碎乱，缺乏整合的各种地域文化现象，给予了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性命名。尽管就其主旨而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提出，主要是针对贵州这样的落后省区及其边缘——弱势文化而发，并且明显具有为之而不平，而抱屈甚至抱恨的情感因素，但若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考察，该命题实则已超越了具体的地域局限而具有了某种普泛性的蕴含。因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后出现的文化趋同现象，正在蚕蚀和瓦解着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原有民族国家的文化防护膜已被明显地软化和弱化，于是出现了整体性文化特征淡隐而地方性文化特征凸显的趋向。不仅如此，在全球化快速消抹差别，去除个性的发展过程中，以多元化和多样性为支点的地方性特征，已经成了制约全球化单一与趋同法则的最重要的平衡点。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就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文化知识谱系与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具有同一逻辑，即都以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为指归。不过，吉尔兹的阐释文化学主要是以一种外来的“他者”眼光，去尽量合理地阐释各种地方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因而尽管他很注重由外及内的“深度描写”，注重某种移入式、置换式的“内部眼光”，但其文化释义终不免会有些隔膜之感。与此不同，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提出与构成，却是来自内部的一种自我阐释冲动，是源于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一种自我审视、自我描写的诉求，故而其内在的自觉与本真就更显难得，更显可贵。
　　其二，“地方文化知识谱系”一语，并不是一个简单、空泛的概念。其中“谱系”一词明确表明，所谓地方文化，决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知识堆积，而是有着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并学科构成与学理支撑的知识体系架构。因此其构建过程，就应当是一个多学科、多层面，协同努力，互补递进的系统工程。不过，既是系统工程，所谓的“构建”云云，岂不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
　　其实不然。这里的系统工程，是就知识体系构架的整体性及其整个过程的艰辛与繁难而言，它并不表明这是一项无从着手的任务。因为，所谓的系统工程也是可以分解的。譬如， 它至少可分为主体与枝干，基础与前沿、主流和边缘等等。若就其学科构架而言，它至少涉及考古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文献学、语言学，以及文学、艺术、音像、戏曲等等多种门类、多种学科。其中，除去一些综合性、跨学科的重点课题、重点项目确需多人合作，集体协同，因而需要有相应的组织依托和资金保障外，更还有不少课题、专题、项目等，是应该也必须由文化学者们以个体劳动的方式去实施与完成的。即以何光渝先生所举的五本书为例，其中就有四本属于此种方式。当然，也要看到，即使是这类个人作为，在进行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如资料查阅、田野作业，以及成果出版等，也有需要获得相关的资助与支持的情况，这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总之，通过以上分解，自不难看出，所谓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实则是一个政府与民间，集体和个人互相结合，体制内外的资源有效利用，良性整合的联动——共振过程。上有地方官员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支持，下有地方文化学者的努力与配合，这正是近年来安顺文化建设工作成果突出，绩效显著的原因之一。
平心而论，安顺近些年来的文化风貌，确有面目一新，气局不凡之势，可称繁荣一时。这固然是可喜可贺，令人欣慰。但扪心自问，这样的大好局面是否就可以算是止于至善了？达于极点了？走到“光辉的顶点”了呢？显然还差矣，远矣。别的且不论，就拿我们的前人来说，咸丰安顺知府常恩主修的《安顺府志》，民国耆宿黄元操先生主持的《续修安顺府志》，以及以诗书画称引一时，名震京师的何威凤等，他们给后人留下的一笔笔绕不开的文化财富，似这样的大构划，大手笔，而今有几？
　　诚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与前人相比，今人的许多努力，许多贡献，也同样具有开拓性，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其功自不可没。历史所要求的，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建树，有所提升。与之相较，我们今天已经取得的成绩，虽不能说是微乎其微，却也只能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些很初步的收获。摆在我们前面还须做、也可以做的事还很多，比如地方文化史志的书写，比如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史的书写，以及军屯史、移民史的书写，比如安顺在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新文学史、新艺术史、新戏剧史、新思想史等等的书写，以及对蕴藏丰富的大量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和挖掘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是一些艰苦繁巨的大工程，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任重道远，吾侪岂可松劲乎？更何况所谓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一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有持续的努力，不断的积累，徐图渐进方能臻至成型的一个过程。因之，如何在现有基础上稳固成绩，深入提高，并积极地探索出一条稳定发展、持续发展的文化建设之路，以俾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尚能以此良好势头循序而进，使短效机制变为长效机制，一时的繁荣转化成长久繁荣，间断性发展转变成持续式发展，就成了安顺文化界诸同仁需要再接再励，图谋解决的一大问题。倘若此，则告慰前人、启佑后人的承前启后之路通矣。未知各位高人雅士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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