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

(一)前言：
（1）歷史的物質條件

      以前的人相信歷史的循環，現在的人相信進步，這是一種
對歷史的想像投射……歷史的想像要透過一定的「物質」條
件建立起來。博物館、記錄片、史籍、地圖、小說和電影
在在地承載歷史，又被歷史想像規約著（梁文道，8）

    一九九七年六、七月間的「回歸」前後，香港的藝術中心舉辦了一個題為「九七博物館：歷史、社群、個人」的展覽，分別以圖像、文字、物件、錄像和裝置藝術等各項媒體，書寫、記錄和想像香港一百五十三年的殖民地歷史，意圖以香港本土的生活記憶與文化想像，抗衡官方屬於大中華民族性的歷史敘述；1上面引述的一段話，便是梁文道為這個展覽寫在場刊上的前言。梁文道的論述，帶出兩個重點：歷史具有想像性的成分，而同時它又是存在於物質的建構之中。歷史的存在，是基於人為書寫的結果，書寫的結果，是遺留下大量的物質記錄和證明──無論書寫的方法是文字還是圖畫，無論留下的記錄是書本還是影像；但反過來，這些在時間歷程中不斷遺留下來的物質記錄，又會不斷成為歷史延續性書寫的材料，而在這種循環再造的關係中，歷史的書寫和閱讀，便是依靠人類想像力的串連、再現和建構。因此，歷史是想像性的，它的想像性是它真實的基礎，而它的物質存在，是其內容的承載與規範；換句話說，歷史不同的物質形態，開展了不同的想像性空間，例如梁文道指出的博物館、記錄片、史籍、地圖和小說等，這種種不同的物質存在，因應其各自的物質條件和特性，以及曾被賦予的書寫痕跡，便會展開了不同的歷史詮釋和意義。當人們汲汲於追尋自身的歷史意義時，不過是為了要在時間裏尋找線性的敘述、在空間裏尋找橫切的探索，以及在這當中的個人位置，這種在歷史時空裏尋找個人立足點的做法，便是「文化身分」的議題了。

    早在一九七四年至七五年間，西西在她的連載小說《我城》裏，已經指出香港是一個祇有「城籍」而無「國籍」的地方（143）。西西的話語，牽引的是有關香港的文化身分問題，所謂祇有「城籍」而無「國籍」，一方面反映香港「大都會」的（cosmopolitan）形態和性格，另一方面則隱喻了香港在「九七問題」湧現之前、及「九七回歸」蒞臨前後，政治及文化認同上的困境。對於一個祇有「城籍」而無「國籍」的地方，到底該如何重塑它的身分內容、歷史發展的淵源與軌跡？這篇論文，目的就是要在這種文化身分的認同危機與歷史想像的意義上，討論兩本寫於九十年代的香港作品：西西的長篇小說《飛氈》及董啟章的《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前者以童話的書寫方式與寓言的結構，重塑香港自世紀初開始百多年以來的社會圖像，後者則借用對地圖的閱讀和考察，編寫個人的歷史想像。借用梁文道的話語，作為「歷史」的物質建構，如地圖、小說，本文的重點是要探索西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如何在歷史書寫的循環關係裏，建構香港的文化身分。

（2）「文化身分」的定義
    何謂「文化身分」（cultural identity）？根据曼紐爾．卡斯泰爾斯（Manuel Castells）的論著《身分的權力》（The  Power of Identity）的解釋，「身分」（identity）是一種社會角色，指向人的生存意義與生活經驗的來源，是個體在自我建構的過程中，逐漸達至的集體認同（6-7）。凱瑟琳．伍德沃德（Kathryn Woodward）認為，「身分」的界定，來源於多種複數的組合，包括國族的、種族的、階級的、社群的和性別的，而每個人總又會常常在這些複合的身分角色間掙扎、磋商或妥協（7）。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在他著名的論文〈文化身分與放逐〉（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之中，更直接界分「文化身分」的兩個層面──首先，他認為「身分」是一項通過建構而來的產物，並非天然而生，而是經由歷史、文化、社會、哲學的發展和沉澱而來的結果，是人為的思維，非自然的現象；其次，「身分」的建構，永遠存在於進行的過程中，而不是靜止的，換言之，「身分」的含義，存在於不斷的遞變與構築中──基於這兩個前提，霍爾指出「文化身分」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單向性和尋找共同性的，一是異質性和尋找變化轉移的；前者建基於對共同社群的認同，例如同屬於一個種族的、性別的或社會階層的，或共同擁有相同的歷史、文化背景的人，都會合而為一，組成一個團體式的文化身分內容，這些人在同一個文化身分的標籤下，共同分享共有的歷史、宗教儀式、社會及道德規律，這種文化身分的確訂，基於「同一」（oneness）的原則，強調「本質」（the essence）(223)，例如中國人、黑人種族的國族認同，或基督教徒的社群界分等，都屬此類，屬於「本質性的身分」（essential identity）（225）。

    至於第二類型的「文化身分」，霍爾認為是建基於「位置」的安放與定位（positioning），強調「異質」（difference），在尋求身分建構的過程上，著重的不是單一的社群或國族認同，也不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身分規律，而是人類作為個體存在的獨特性；這種「文化身分」是複數的（cultural identities）組合，一個人可以同時擁有多重的文化身分（224）；譬如說，一個黑人女性，站在種族的立場上，她是黑人或有色人種（相對於白人），站在性別的位置上，她是女性（相對於男性），站在家庭和工作的崗位上，她可以是女兒、妻子、母親或職業婦女。由此可見，「文化身分」是相對性的，眾多的異質性結合之下，形成一個充滿矛盾、衝突的身分內涵（例如職業婦女與家庭角色無法的調協，黑人女性在白人男權社會雙重的歧視）。這種身分的建構，比原先的那一種更要充滿各樣變動的可能，甚至可以說，這種文化身分恆常地處於更改、移位、塗抹、增刪或重塑的過程之中，唯其如此，才可通過異質的碰撞，突顯身分多項層次的意義。

    霍爾的論述，取向於第二類型「文化身分」的定義，當中值得注意的重點有三：第一，「身分」是經由文化塑造和建構出來的（culturally produced and constructed），而不是天然的生成（not given by nature）；第二，文化身分是相對性的，端賴是站在哪個位置來作出界定；第三，文化身分是恆常地處於浮移、變動、再造循環的過程中，因應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發展而蛻變。從這三個角度去看西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是相當有趣的──八十年代中期昇現於香港的「九七問題」，為這個城市帶來前所未有的社會及政治震動，在前途爭議、移民潮、中國大陸與英國政府此起彼落的政制罵戰中，香港人開始積極思考自身的歷史與個人的身分問題，從八十年代後期至「九七回歸」之間的過渡時期裏，重寫香港歷史、重構香港人的文化身分，成為香港文化、文學上兩個重要的議題。結合先前提及「歷史的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的問題，《飛氈》與《地圖集》，正是透過「重寫歷史」（rewriting history）的方案，以小說的藝術形式再造香港「文化身分」的內容，無論是西西的寓言構想，還是董啟章的地圖考据，這兩部作品再現的，是一趟故事的演述、歷史的想像，祇是這些演述和想像，及其對文化身分的理解和思考，都是建基於香港「九七問題」特有的歷史因緣下，甚至可以說，是「九七問題」的歷史議案，激發起香港作家對「文化身分」的探索。

（二）《飛氈》的「地域性」與「烏托邦」色彩
    西西的《飛氈》，寫於一九九五年，是她從過去的短篇作品〈肥土鎮的故事〉（一九八二）發展出來的長篇小說，故事以花氏家族興衰的過程為軸心，展現香港開埠初期至九十年代止百多年的歷史風貌。全書分為三卷，卷一敘述香港開埠至四十年代的社會變遷，其中包括中西貿易與文化的交接、香港電影的萌芽（一九一三年《莊子試妻》上映）、平民生活的保守風氣與手工業運作的情況；卷二寫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時代景觀，當中涉及本地政治及經濟的轉型、政府公共房屋及教育政策的釐定與施行、國共內戰及中共政權成立後的難民潮、李鄭屋村古墓的發掘等事件；卷三是有關香港八、九十年代的城市形態，包括「九七問題」的側寫、文化身分的爭議、資訊與媒介社會高度的發展等。作為長篇的歷史重構，西西的《飛氈》以神話和寓言的格局，配合魔幻寫實主義（Magical Realism）的手法，虛實相融，以一個家族的興衰、變化與更生作線性的串連，書寫香港殖民地的世俗生活史，而在這個歷史重構的過程裏，小說呈示的是一個「本位主義」和「本土意識」的取向。

　　邁克．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討論「本土主義」（Localism）、「全球主義」（Globalism）及「文化身分」的關係時指出，「文化身分」的追認乃建立於對「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的歸屬，而在追認的過程中，「本土性」（locality）與「本土主義」（localism）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影響因子，那是說，個體或社群的認同建基於他／她們對某一個地方、以及這個地方牽引和發展而來的血緣、生活模式、日常經驗等歸屬性（102-103）；換言之，當一群人聚居於某個「空間」，在「時間」的進程上逐斷建立或沉澱彼此共有的社會習俗、法律條文、文化歷史的記憶、情感與情緒上的認同等，這個「空間」便會轉移為一個「地方」，一個住著一群享有社會共識的人，這就是費瑟斯通論述的要點：透過人群日常的接觸，便可把一個自然的空間轉化而成一個（人為的）地方。2同樣地，《飛氈》的歷史構想，便是這種以「地域」作為伸展的本土土意識，說得實在一點，西西在《飛氈》裏力圖建構的，是一個「地方」或一個「城市」的從無到有──從歷史的「無」到「有」、從文化身分的「無」到「有」，以達至無何有之鄉的「烏托邦」（Utopia）的境界。正如費瑟斯通一再強調的，一個地域性社群的建立，源於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都市化」（urbanization）與「制度化」（bureaucratization）的進程（104）；而西西在《飛氈》中著墨最多的，也是香港在過去百多年殖民歷史中，所經歷的「西化」（westernization）及「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狀況。說到底，《飛氈》講述的是花氏家族及圍繞花氏家族的一群人，如何在一個地方落地生根和開枝散葉，當中有外來者，如來自突厥國（即波斯）的花里巴巴，有不知打從什麼時候便已在這個地方生活的人，如花順水夫婦，有從本土跑到外面去、又從外面跑回來的，如花一、花二及花初三，也有在本地土生土長的一代，如花艷顏和花可久，更有從中國內地逃難來的一群，如彩姑一家等等，匯聚而成一幅「清明上河圖」式的景觀，3並從而突顯香港作為「移民城市」、「轉口貿易港」的特性。這些形式式的人，因著各種機綠的巧合，聚在一處叫做肥土鎮（即香港）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家園，經歷了各種時局的變幻、生老病死的規律，便慢慢衍出一分在血緣上或地緣上共有共享的認同和記憶。從這個角度看，《飛氈》的文化身分思考，建立於對一個特定「地域」的歸屬，西西對香港的歷史想像，一方面從神話出發，在「虛空」、「虛妄」之中，建立「真實」和「實在」的存有，一方面從地域觀念延伸，「肥土鎮」既是香港的寓言，也是作者歷史的縮寫，演至後來，甚至成為西西個人烏托邦的寄托。
　　關於《飛氈》的烏托邦色彩，曾有論者提出嚴勵的批評，例如從大陸來港的黃子平認為，《飛氈》並非沉重、斑爛的「家族史」，卻是「另一類平面織物」，採用「百科全書」式的風格，羅列肥土鎮上小民百姓百年的生活史，但在童話式的結構與「凡事否極泰來的語調」下，對於一些宏大的主題如國仇家恨、天災人禍等，卻每每淡淡帶過，甚至刻意逃避一些敏感的歷史時段。另一位香港本土的小說作者關麗珊也有類近的看法，她指出《飛氈》徹底美化了香港的時空，小說呈現的是溫婉的童話樂園，她說：「剔除了戰爭、淪陷、宵禁、股災、大罷工、騷亂以及百年間的學生和政治運動以後，肥土鎮變成一個輕盈的城市，輕至我無法適應（99）。」綜合而言，這些論者認為，《飛氈》的歷史圖像，帶有濃重的懷舊意味與美化功能，當中的地域性身分，建基於一種純粹和諧的關係，而這種追求同化的「烏托邦理想」，卻進一步抹平了現實處境中殖民地的權力關係，淡化而成一幅沒有掙扎、鬥爭、矛盾和衝突的美好景像。4然而，重新和重頭再細讀西西寫的百多個章節，便會發現這些論者最大的紕漏是錯誤地把《飛氈》當作一部「香港歷史」來閱讀，混淆了「小說藝術」與「歷史實錄」之間的分別，正如長期從事西西研究的邱心（陳潔儀）指出，《飛氈》對香港許多政治事件如「六七暴動」、「保釣運動」、「九七問題」等刻意的「懸空」，可從三方面解釋：首先，這是基於小說以素淡的「風俗畫」作為筆法的要求，力圖表達樸實的民生為主，而不是尖銳的政治衝突；其次，《飛氈》著力描繪肥土鎮的地方色彩，有助帶出「身分認同」的主題，強化一種「吾鄉吾土」的感情，是超越一切政治爭拗與權力鬥爭的；最後，對照香港的現實情況，九十年代的香港前景，漸趨明朗，「回歸」成為不爭的事實，是時候作出總結性的回顧，而不是對前途出路的質疑，況且，《飛氈》未嘗沒有表現政治帶來的社會變動，但祇從側面著筆而已。5邱心的立論很有意思，她一方面反駁了黃子平和關麗珊等人的批評，另一方面卻帶出了閱讀《飛氈》幾個重要的切入點：小說創作與再現現實的關係，以及西西如何在《飛氈》裏側寫香港的社會變動，並從而歸結到作者對本土文化身分的認同及其「烏托邦」境界的想望。
　　先前說過，《飛氈》強調「地域性」的身分，「肥土鎮」作為小說寓言的所在地，實際上是一個凝聚身分認同的地方；費瑟斯通也指出，強調本土的文化身分，必包含強烈的懷舊意識，力圖從過去遺留下來的歷史、圖騰和集體記憶，尋找失去了的美好日子（the good old days），而這種懷舊思緒，又往往建基於「神話」（myth）的重構上，在家庭或本土意識的追認上，確立「集體的身分」（collective identity）；然而，這種本土的文化身分或集體意識形成的過程，卻並非風平浪靜、一帆風順而無掙扎的，相反的，它必須面對和抗衡外在不斷衝擊的勢力，整個過程充滿各樣矛盾、斷裂的情狀，同時也是因應這些外來的張力或內部的抗爭，才進一步強化一個「地域」上集體身分的認同（105-110）。同樣，《飛氈》的文化身分，建立在一個叫做「肥土鎮」的地方，以及對這個地方的集體認同上；所謂「肥土鎮」，研究西西的大部分海內外學者都會同意，指的就是「香港」；然而，我在這裏要特別強調的，是「肥土鎮」與「香港」的寓言性，肥土鎮指的是香港，卻不能完全等同於現實世界中的香港，這當中的關係，一方面固然是基於小說的藝術特性，文學創作不等同政治實體，兩者的關係也不能單單簡化為「反映現實」的規條，因此，閱讀「肥土鎮」，不能把它視作歷史的文獻或社會政治史的教學材料，以尋求當中有關香港的歷史實錄。此外，「肥土鎮」與「香港」的寓言性，也建立於西西的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她以陌生化的藝術技巧，把她心目中理解的香港，化成小說世界中一個虛構的場景，並讓她的小說人物活動其間。
　　釐定了「肥土鎮」與「香港」的寓言特性，便可進一步幫助我們理解「飛氈」的歷史想像。小說在開首的時候說：「打開世界地圖，真要找肥土鎮的話，注定徒勞」（5），這句話在文本表面的意思是因為肥土鎮祇是「一粒比芝麻還小的針點子地方」，即使將地圖放大，亦祇能看到巨龍國（象徵中國大陸），「肥土鎮就像堂堂大國大門口的一幅蹭鞋氈（5）。」然而，另一方面，西西這開首的比喻，卻還包含一層「潛文本」（sub-text）的意義，那便是小說結朿時「肥土鎮」的消失與不存在：
秋天來了，秋雨並不常至，但要來的話，也像夏雨，盡最大的力氣，彷彿是對人間的暫別……這些雨，這些水，都浸浴著、溶匯了自障葉的花粉，漸漸地，肥土鎮變得透明起來，隨著花順記的隱沒，肥水街消失了……最後，整個肥土鎮，完完全全不見了。攤開一幅肥土鎮的地圖，地圖變成白紙，播放一卷錄影帶，卻是洗刷後的灰暗和雪花。寫故事的人的桌上，只剩下空白的書頁（513）。
《飛氈》結局時，肥土鎮因受「自障葉」神奇力量的影響，竟逐漸的隱沒，以至徹底的消失了，而整部小說的內容，到了這裏，卻變成了祇是敘述者「我」跟一個叫做花阿眉的人說的「故事」：「你要我告訴你的，關於肥土鎮的故事。我想，我已經把我所知道的，你想知道的，都告訴你了，花阿眉。」（513）至此，西西利用類近「後設式小說」（metafiction）的口吻，把肥土鎮的故事變成「傳說」，可能是世代相傳下來的，也可能是子虛烏有的，但現實中已無肥土鎮的存在了；至於花阿眉是誰？是否花氏家族的後人？與書中的主角花葉重生、花艷顏、花可久等到底有什麼關係？便無從知曉了，留待讀者自行的想像。
　　《飛氈》結局的安排，顯示了「肥土鎮」在小說的敘述裏，是一個寓言的構想，而不是實體的存在，它既是傳說中的一個地方，也是一個夢想的所在地，亦即是西西的烏托邦世界。
　　《飛氈》的烏托邦色彩，很能說明「肥土鎮」與「香港」的寓言性──小說第三卷的下半部，西西寫「烏托邦之旅」（422-427），談到「模擬理想的國家」，說及「桃花源」和「無何有之鄉」，那是人們美麗的新世界，在那兒「過著和諧的生活，飼養山羊，栽種蔬菜和果樹。他們讀同樣的書，吃同樣的食物，互相尊敬，與大自然合而為一（427）。」西西的「烏托邦」理念，包含三個層面：第一，是見證了作者的自然觀與環保意識，西西的烏托邦國度裏，是一個與大自然合一融和的地方，體現的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齊一」的和諧與平等的境界，況且，西西不祇一趟的提及要建立一個沒有環境污染的理想國，在那兒國民都有舒適的房子居住，人人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病人得到醫療，老人受到照顧，空氣清新，食水清潔，法律一視同仁，能自由進出及發表不同的政見；6可以說，小說的環保意識，最能表達作者理想國的模式。第二，作者在描述烏托邦的追求時，其實已側寫了香港的「九七問題」，《飛氈》的「烏托邦之旅」，無論是「模擬理想國家」、可以渾忘外間的世代和變遷的「桃花源」，還是可以避過傷害、自顧地生活的「無何有之處」，都象徵了一處可以讓人逃開現實景況、賴以安身立命之所，而這種意識形態，正折射了自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來，香港人對「九七回歸」的恐懼與不安，在聯合聲明簽署的前後，民間的報章、雜誌，甚至電視媒體，都紛紛提出了許多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方案，有些提出讓香港獨立，有些建議英國延長租約，而更有一些異想天開的，竟希望把「香港」搬走，在另外的一個地方重新建造「香港」；從這個背景的脈胳去看，西西的無何有之鄉與烏托邦世界，並非毫無根据的，祇是她在小說虛構的基礎上，隱寓了她對「九七問題」的關注和思慮，而事實上，因「九七問題」而觸發的移民潮，從人類流徙的文化意義上看，何嘗不也正是一群人向外尋覓烏托邦的旅程？可是，這個尋覓終究是徒勞的，因此，在第三個層面上，西西歸結到「烏托邦原來就在肥土鎮」，這種意識，彷彿帶有經歷萬水千山以後回頭重看自己來處的恍然大悟，任算如何風塵僕僕的尋尋覓覓，仍不及自己腳下的地方親切；當然，西西這種透徹的體悟，一方面既來自她對現實處境的細微觀察和理解，另一方面也源於她豁達的胸懷，所謂「烏托邦原來就在肥土鎮」，浮現的是扎根於本土的文化取向。祇是，西西豁達的胸懹，仍不免帶著悲情的思緒，即使肥土鎮是烏托邦，但終究還是會消失的，她一再強調，沒有人知道這座小島，這塊傳說中飛來的土地，何時「會回到水中淹沒，還是會默默地繼續優悠地浮游，安定而繁榮（508）？」或許，西西也明白烏托邦是不會存在的，因此，她才安排美麗和諧的肥土鎮在一切故事結束以後功成身退的隱沒，而她心中香港的理想藍圖，便祇可永遠以虛構的姿態和角色，存活於她的小說藝術中。
    《飛氈》以童話的筆法、寓言的佈局、魔幻的手法，建構一個以「地域」為中心的本土文化身分；儘管西西以地方誌的形式、人物風情畫的筆法，描繪肥土鎮的百年變遷，處處流露純樸的民生、善良的民情，然而，在這歷史滄桑演變的過程裏，這個地域的認同、文化身分的成形，也並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當中經歷了許多日常生活的掙扎、社會的浮動與政治不可預測的變數。西西在《飛氈》裏寫殖民地的教育，盎格魯文（英語）、龍文（書面中文）與肥土語（廣東話）之間的語言決裂，鎮上民居的狹小擠擁，官僚的貪污狀況，經濟的危機（銀行擠提，社會轉型後家庭手工業的沒落）等等，無不清晰的顯示了這個地方不斷掙扎成長的痕跡，以及西西的社會意識；祇是，西西沒有採用激烈的字眼、感傷的語調來描繪這些掙扎，相反的，她故意以輕鬆、活潑、樂觀的文字記敘，目的是要反襯小鎮上這些營營役役而又樂天知命的民眾，如何以守望相助、自強不息的態度渡過艱難的歲月。也許，是由於西西這種以積極樂觀替代怨天尤人的筆法，讓不少論者輕率地誤會了《飛氈》對香港歷史陰暗面的漠不關注，殊不知在作者淡然處之的態度裏，卻處處流露機鋒、處處隱現她對現實問題的批評與反諷。再者，無論世道怎樣變遷，社會與經濟如何轉型，政治的內外衝力有什麼阻撓，這個城市總有它應付的方法與適應的能力，這亦是香港百多年來經濟奇跡的基礎與社會民生的精神，這些都是作者刻意彰顯的素質，是閱讀《飛氈》時不可忽略的。

（三）《地圖集》的權力論述
　　如果說《飛氈》的歷史想像，是意在言外的寓言架構，那麼，董啟章的《地圖集》便是以帶有散文的論辯方式，企圖通過對地圖的閱讀、考據和虛構，再現香港被殖民的經過和痕跡，從而展示地圖的繪製與殖民權力的關係。相對於《飛氈》植根於本土地域的文化意識，《地圖集》強調的是一個複合性的文化身分與殖民歷史，內裏充滿掙扎、矛盾與權力鬥爭的遊戲。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討論「想像的社區」（imagined communities）的時候指出，人口普查（census）、地圖（map）和博物館（museum），是三項最能體現殖民者權力和想像的機制（163-164）。安德森甚至進一步指出，在歷史上，尤其是殖民時期，地圖的繪製，一方面宣示了殖民者對領土的管治權，同時又彰顯了侵略者對殖民他人的空間性想像（164 ），地圖與權力（power）是互相聯盟的（173）。對安德森來說，「地圖」是一個富於象徵性的符號，用以「規劃」王者的版圖，而這版圖，所論是實踐性的還是想像性的，都是政治和軍事權力的體現，而權力體現的結果，是土地、人口、資源的擁有。董啟章的〈想像之版圖──寫在《地圖集》之後〉說得更明白清晰，他認為「地圖是多麼虛妄，但又是多麼的具體而實在地塑造著我們對空間／版圖和時間／歷史的想像」，首先，地圖是「一種符號的運作，它和領土的觀念是不能分割的，它「並不是客觀事實的証据，也不單是記錄領土劃分的工具；地圖的繪製本身就是把土地領屬化的行為」，因為地圖「在一開始就是統治者權力實踐的有效方式。」董啟章這種對地圖與權力關係的理解，體現於他的《地圖集》之中。《地圖集》是一本難於界定文類的作品，儘管書的副題標明是「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但這絕對不是一個考古學的報告文體，更何況副標題上已呈現一種矛盾不協調的對立關係：「考古學」講求的是實地的發現、實物的發掘、實證的考察，試問這又如何可以發生在一個「想像的城市」身上？同時，一個「想像的城市」是子虛烏有的，試問又從何考古呢？從這個矛盾並立的標題看來，《地圖集》是一本虛實相間、真假互混，在虛虛實實、真真假假之間，重構香港歷史的故事。正如董啟章所言，地圖是一種想像，體現的是權力的分佈與伸展，那麼，《地圖集》一書的撰寫，也是從地圖的想像出發，在展開一幅一幅過去或存或歿的地圖之餘，重新再現香港殖民地歷史的風貌。
　　《地圖集》全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理論篇」利用各種地圖學的理論，重構香港的地理位置，並從閱讀一些十九世紀的地圖，尋求理解「香港」是怎樣被塑造存在的；第二部分「城市篇」，通過各類神話、傳說、寓言、故事等，再現香港的城市結構，例如以西方神話中「半人馬」（the centaur）半人半馬的體態，闡釋香港中區街道名稱中西混雜的特性；第三分「街道篇」，從街道名稱源流的追尋與考据，勾劃香港空間的「殖民性」（coloniality），以及當中的民風民情，例如〈雪廠街〉，寫這條街道如何因美國輸入天然冰塊以供居港洋人消暑和冷藏食物之用而命名，或如〈愛秩序街〉，寫這個地方如何因城市的填海工程而消失等；第四部分「符號篇」，納入文化分析的角度，嘗試想像香港目前及未來發展的藍圖，例如〈赤蠟角空港〉把香港新機場設想為千禧年之後人們逃避災難的管道。在《地圖集》全書合共五十一篇文字敘述中，董啟章反覆強調的是地圖的歷史想像與文化身分的建構、地圖對空間的詮釋及其虛構性質、街道的命名如何成為殖民權力與本土文化角力的場所等等議題。
　　董啟章在他的〈想像之版圖〉說：
對香港這個經歷了割讓、租借和回歸的地方來說，地圖的物質交換性尤其顯著。當年道光皇帝以「土名裙帶路之處」為荒島不毛之地，雙手奉送變夷，固然以地圖的規劃為協議的一部分，今天香港「回歸」中國，地圖的標識亦隨之改為「特別行政區」。國界和主權的推移，莫不需要通過「準確」而「科學」的地圖繪製加以確立。作為英國殖民地產物的香港地圖，亦將成為歷史論述隨意挪用的符號和物質材料。
董啟章這段話，可看作是閱讀《地圖集》的補充論述，因為它說出了地圖與香港殖民地歷史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政權的易主、移交及再收回，端賴地圖的改製來確立，誠如安德森所言，殖民權力的取捨、伸縮，猶如繪圖者在地圖上任意或刻意的著色（coloring），或如殖民者在參予拼圖（jigsaw）的遊戲一般，隨意或故意移取任何一片在地圖上可以分割的土地。7從這個比喻來看，香港當日之所以成為殖民地，以及今日需要重新「回歸母體」，彷彿都是兩個權力大國在同一張地圖上進行著色及拼圖的遊戲，而在遊戲的過程中，「香港」不過是一塊因應政治權力消長而被推移的地圖碎片或空間符號，不但無權主動參予決策，而且祇被置放於一個被動的位置上。這種通過地圖而來的權力運作，在《地圖集》的篇章〈轉易地transtopia〉中，有更精確的闡述，作者指出地圖是權力易轉最輕省的體現，而香港百多年殖民歷史的興替，其實便是地圖在一八四二、一八六一、一八九八和一九九七這幾個年份，一趟又一趟的被塗抹和改寫（50）。8
　　《地圖集》的「街道篇」，是寫得最引人入勝的部分，引人入勝的原因不獨是由於作者大量鋪演林林總總、充滿神祕及傳說意味的街道故事，還在於在講述故事之餘，揭示了香港被殖民化的經過。例如〈東方半人馬〉一篇，溯源香港中環區街道名字的由來，指出中環區的街道幾乎無一例外地是以英文命名的：「例如以第一位總督Sir Henry Pottinger命名的砵甸乍街、以早年駐軍總司令Major  General D’Aguilar命名的德忌笠街、以一八四零年代英國外相Lord Aberdeen命名的鴨巴甸街等（85）。」在在顯示香港被殖民的痕跡，因為以殖民者的名字命名一個空間的所在，既能通過象徵的符號實踐了統治的權力，同時又能把這種殖民權力長久（甚至永久）地嵌入歷史的檔案之中，而無法消解。然而，另一方面，董啟章在這個篇章之中，又指出「自上環太平山一帶以西，街道卻多用中國名稱，如普慶坊、普仁街、永樂街等。据文獻記載，在建築方面，城市也以砵甸乍街分野，中環一面是英式樓房，上環一面則是中式屋宇。從海港眺覽，必然察見雙歧並存的形態(85)。」在這裏，董啟章展示的，是西方殖民權力與本土中國文化角力的景觀，所指的「歧異並存」，並不是所謂「混雜」模式的和諧共處，而是被殖民者（the colonized）在殖民者（the colonizer）殖民化（colonization）的過程裏衍生而來的文化異質，當中並沒有「大同」或「同化」的美好圖像，而是存在權力角逐的張力，以及掙扎求存、力圖抗爭的痕跡。這種文化身分的複合生與異質性，即既有殖民他者外來文化的移植，也有原有文化的承傳，同時更有兩者之間在互相融合、衝突或消解後得來的異種形態，最能顯示香港文化的特性，而在《地圖集》的另一個篇章〈詩歌舞街〉，對這個問題有更具體而深刻的探討。
　　〈詩歌舞街〉一篇，詳述這條街道名稱的來源：根据慣常的說法，詩歌舞街的命名，來自「Sycamore」一字的音譯，原指「無花果」植物，但因與中國傳統「開花結果」的興隆祝願相違背，因而以音譯取為詩歌舞街，以收歌舞昇平之效云云；但董啟章卻對這個說法提出異議，指出英文的「Sycamore」究竟指陳哪一種樹木，根本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音譯街名之說不可確立；相反的，他從《九龍地區口述歷史研究》記述的傳聞，找到了另一項較合理的解釋，指出詩歌舞街附近一帶，在十八世紀時原是各樣本土文化的聚居地，宗廟、書齋和戲班，分別負責祭祀、教育及娛樂各項社會職能，後由一個秀才根据《詩經．毛詩序》，取名為「詩歌舞」，及至二十世紀初，這個地方沒落和廢棄了，曾一度淪為秦樓楚館的集中地，後英國人開發這個地區，把街道以其音似譯為Sycamore，作者認為，此乃「漠視華人傳統、淡化本地文化氣息的舉動（135）。」在這裏，「詩歌舞街」的命名，是一趟殖民化的過程，英國人給街道賦予英文的名字「Sycamore」，不但反客為主，使後代的人誤以為中文的「詩歌舞街」的街道名稱，源於英文翻譯，同時亦把中文原名所帶有的本地民間文化色彩徹底的淡化，甚至隱滅無蹤。董啟章從古代文獻、口頭歷史和民間傳說考据，目的是要突顯他對香港街道歷史殖民意識的批評，而事實上，「命名」（naming）也是一種行使權力的方式，命名者與被命名者的關係，一如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都是處於不平等的從屬或附庸的模式，而街道命名的過程，也是一個治權角力和確立的程序。
　　作為「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地圖集》以地圖的閱讀做基礎，透視作者的歷史想像，當中的歷史重構有虛有實，甚至有時候看似茺誕不經的傳說卻更具有真實的憑据，而看似證据確鑿的史料卻存在疑點，但作者論述的重點，不在於「考古」一個城市的「真實」，而在於發掘、塑造一個歷史閱讀的角度，這個角度，為內化了的殖民意識提出了強烈的批判。一個城市的身分建立，並非天然而生的，或固定不變、約定俗成的，而是經過歷史悠久的塑造、文化長期的沉積，而這在塑造與沉積之間，充滿了各樣政治權力的角逐、文化的對抗和社會意識的週旋。董啟章在他的〈多種歷史〉也指出：「香港其實並不缺乏歷史，相反，香港潛藏著太多種多樣的歷史。而這多種歷史不單指英國人和中國人立場的歷史，也不單指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學史這些傳統的區分，而是指由不同的權力或非權力重心發展出來的歷史（39）。」董啟章對「歷史」的思考，總是連結「權力」的機制，到底由誰來寫歷史？站在哪個位置上來寫？寫給誰看？而《地圖集》便是以日常生活的物件──地圖，還原它牽連權力機制的種種歷史想像。

結語：本土意識VS國家論述
    西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同樣都是作者的歷史想像，同樣都是在歷史的物質條件上，再現香港的文化身分，所不同的，是前者強調一個地域性的本土意識，後者卻力圖拆解單一的歷史敘述；兩部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對「日常生活政治」（everyday life politics）的關注，而這種著眼於日常生活細微事物的書寫，正反映了兩位作家在香港後過渡時期的歷史轉折裏的政治取向，那是強調本地身分、本土文化、個人歷史和日常經驗的確立，這種微觀的（micro-）視野，正是為了抗衡官方的（official）、宏觀的（macro-）、或國族歷史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 of national history）而來的。自從「九七問題」昇現以後，中國大陸有不少學者前呼後湧的爭相撰寫香港的歷史和文學史，但這些史書，不是資料不足，造成誤差，便是刻意隱瞞事實，刪去香港一些重要的歷史時段，9 尤有甚者，更是強行把香港的歷史納入國家的論述中，不是肆意地抨擊香港的殖民狀況與資本主義制度，把這個城市說成是罪惡的深淵、祗有商業經濟而無文化藝術，便是輕率地把香港的成功與成就歸入中國文化承傳的影響或中共政權的引導。10 這些官方敘述，完全忽略了香港作為個體存在的主體性與獨特性，同時也看不清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生活內容，以及在過去百多年殖民歷史中演化而來的文化意識。從這個角度看，便可見出《飛氈》與《地圖集》難能可貴的地方，正如董啟章所言，香港的歷史是斷裂的，是在一八四一年突然從中國歷史分歧出來的，缺乏直接的可溯性，然而，香港史的書寫，「還有待於歷史論述中跟中國建構更曲折複雜的關係，而不是讓大延續史觀中的單向遞屬關係抹去其主體面貌。我們必須批判地辨識往大敘述尋根的虛幻，轉而在歷史的斷層上書寫我們的過去（53-54）。」所謂「香港的歷史是斷裂的」，因為唯其斷裂才可見出這個文化身分高低不平、矛盾混纏、駁雜不純的面貌，也是因為它的斷裂，才更不輕易地被融入大一統的政治意識裏，而《飛氈》與《地圖集》書寫的，便是一個殖民城市如在這些歷史的斷層裏，摸索並建構獨立的文化身分。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初稿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修訂

注釋：
    香港藝術中心展覽部總監何慶基在《九七博物館》的場刊中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當殖民統治時代徐徐落幕，新政正式上場的時候，也是香港人撫今追昔的最佳時機──什麼是我們想要從以往割棄的？又有什麼是我們想要極力保存的？我們的生活會不會因著回歸而更豐盛？香港的文化又會不會漸漸沒落消失，繼而融入了中華文化大家庭內，最後消失殆盡？」何慶基的提問，重點是在「九七回歸的議程上，香港的「本土文化」（local culture），如何吞滅於「國家民族歷史」（national history）的論述中？有關香港文化的本土意識如何抗衡國家論述，將在下文討論。

費瑟斯通的原文是：“turns the location of their day-to-day interaction from a physical space into a ‘place’.” p.103.

    所謂「清明上河圖」式的景觀，是指西西類近長卷式的美學風格、一套屬於開展式的敘述結構，利用視點不斷的轉移、跳躍，讓小說的人物與生活風貌徐徐呈現。詳細的論述，可參考何福仁：〈《我城》的一種種閱讀〉。

我在第一次閱讀《飛氈》的時候，也持有相同的觀點，那是因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把「肥土鎮」完全等同為「香港」，而忽略了兩者之間的寓言特性，同時也由於要為研討會寫論文，忽略了手上看的是一部小說，而不是歷史文獻；一年後重讀《飛氈》，竟又是另一番理解，至少是把它還原為一部文學作品，而不單單是學術研究的對象，所以才有目前這篇論文的改寫。這篇論文的初稿，即是我對《飛氈》的第一趟閱讀，發表於由香港嶺南學院主辦的「香港文學研討會」上，一九九八年四月。至於目前這篇論文的改寫，卻記錄了我二次閱讀《飛氈》的看法──兩趟閱讀同一部作品而得出迥異的結論，一方面反映了這部作品的可讀性與可供發掘的含義，另一方面也讓我反思了文學閱讀與學術研究之間的問題。

    邱心：〈西西筆下的《飛氈與肥土鎮系列》〉，同時，亦可參考陳潔儀：〈尋找「對話」的可能──西西小說研究反究反思〉，黃繼持、盧瑋鑾等編：《中國現代文學論集：研究方法與評價》，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出版，一九九九年，頁一八七至二零六。此外，可參考陳潔儀對西西小說專論的著作：《閱讀肥土鎮──論西西的小說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在這裏，西西是以反問的口吻，敘述她的理想國。

安德森在頁一七五的原文是：“The second avater was the map-as-logo. Its origins were reasonably innocent-the practice of the imperial states of coloring their colonies on maps with an imperial dye. In London’s imperial maps, British colonies were usually pink-red, French purple-blue, Dutch yellow-brown, and so on. Dyed this way, each colony appeared like a detachable piece of a jigsaw puzzle. As this ‘jigsaw’ effect became normal, each ‘piece’ could be wholly detached from its geographic context.”

    一八四二年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與英國簽署《南京條約》的年份，香港島被割佔；一八六一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清室再將香港的九龍半島割讓英國政府；一八九八年，清政府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九龍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的地區及二百三十五個島嶼租借給英國，為期九十九年，至一九九七年歸還。有關香港割讓英國的歷史，可參看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王宏志的〈消失了的三十年〉指出，中國大陸出版的香港歷史不但將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對香港的影響故意隱而不述，而且更往往喜歡把五十至七十年代三十年裏的香港史實略去不提，目的是為了淡化香港政治身分的功能，同時否定英國殖民者對香港經濟繁榮的貢獻。詳細論述見王宏志的文章。

    由大陸學者劉登翰編著的《香港文學史》寫道：「無論從地緣轄屬──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還是從文緣的承傳──香港文學秉承著中國文學的文化傳統、文體範式和文學精神等方面看，香港文學都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這是毋庸多論的（21）。」劉氏更進一步指出西方文學傳統對香港作家並沒有太多太大的影響，「相反的，倒是在幾乎所有的香港作家身上（不論他來自何方），都可以找到深層的中國人文傳統，成為他們文學創作的基因和精神（59）。」劉氏的論調，既抹除了香港文學文化中西混和的複雜面貌，同時又過分簡明地把香港的作品納入「中國」文學的統一體系裏，忽略了它的地方色彩。類近的觀點亦何見於許翼心的《香港文學觀察》，許氏認為台灣、香港地區的文學「是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他甚至說：「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大陸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明確提出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得到海內外炎黃子孫的熱烈擁護。通過文學交流促進大陸與台港以及海外華人社會的了解與聯繫，為振興中華，繁榮民族文化而共同努力，便成為這一歷史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1）。」這完全徹底是官方的口吻，把對台灣文學、香港文學的確認，歸功於中國大陸的開放政策，而忽略了這兩地文學數十年來獨立發展的特性。

引用書目：
英文書目：
Anderson, Benedict. “Census, Map, Museum.” Imagined Communities.
New York: Verso, 1991 revised edition, pp163-185.

Castells, Manuel.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uckwell Publisher, 1997.

Featherstone, Mike. “Localism, Global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p102-125.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pp222-237.

Woodward, Kathry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中文書目：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王賡武主編：《香港歷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七年，頁五十九至一三。

王宏志：〈消失了的三十年〉，香港：《信報．文化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

西西：《我城》，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

西西：〈肥土鎮的故事〉，何福仁編：《西西卷》，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二年，頁六十八至九十一。

西西：《飛氈》，台北：洪範書店，一九九六年。

何福仁：〈《我城》的一種閱讀〉，何福仁主編：《西西卷》，頁四零二至四一二。

何慶基：〈前言〉，《九七物館：歷史、社群、個人》展覽場刊，香港：香港藝術中心主辦，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十二日，無頁碼。

邱心：〈西西筆下的《飛氈》與「肥土鎮系列」〉，香港：《信報》，一九九六年六月八日，版二十四。
梁文道：〈如何記住我們的過去──神話、歷史、博物館〉，《九七博物館：歷史、社群、個人》展覽場刊，頁八。

許翼心：《香港文學觀察》，廣州：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黃子平：〈「百科香港」、「童話」香港──讀西西的長篇小說〈飛氈〉〉，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董啟章：《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董啟章：〈想像之版圖──寫在《地圖集》之後〉，原載香港：《明報．世紀版》，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六至十七日，後收入董啟章：《同代人》，香港：三人出版，一九九八年，頁一五四至一六零。

董啟章：〈多種歷史〉，《同代人》，頁三十八至四十。

董啟章：〈香港史的斷裂性〉，《同代人》，頁五十二至五十四。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關麗珊：〈徹底美化了的時空〉，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六年八月，頁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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