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南方周末》记者问

    读了你们传给我的《一个支农学生的梦想与挫折》，我很感动，同时也感到不安。因为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聘请我担任马永红的指导教师，我并没有尽到责任：除了我给他们做了一次报告，见了马永红一面，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及时给以帮助，这是应该检讨的。马永红也没有找我，大概他认为遇到问题应该自己负责，自己解决，这样的志向我倒是颇为欣赏的。
    在我看来，马永红的出现和他的遭遇，都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它提出的许多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讨论“马永红”的问题。

         一，  一个历史新课题：培养乡村建设人才

    这是什么背景呢？我记得我在2004年和青年志愿者朋友的交谈中就提出了“历史正呼喊着新一代的乡村建设人才”这样一个命题，我当时主要是受到晏阳初先生乡村建设运动的启发，而提出的；南方一个报社很敏感，它们在摘录发表我的讲稿时，就以作标题，显得很醒目。坦白地说，当时也只是一个呼吁，对其现实的实现考虑得并不多。但是，形势发展很快，到了今天，2006年，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把“建设新农村”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我们就应该并有了可能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问题：它可以说是“建设新农村”中的重要的关键性环节。
    这道理也很简单：农村建设是需要人去推动和实施的，而我们所要进行的乡村建设，是现代乡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科学实验。晏阳初、梁漱溟那一代先驱者当年就提出了要“以学术立场去建设乡村”，要实现“政治学术化，学术实验化”。而且他们还提出了农村建设人才的五条标准：一，“要有本国的学术根底”；二，有“科学的知识技能”；三，有“创造的精神”；四，有“吃苦耐劳的志愿和身体”；五，有“国家和世界的眼光”——应该说这样的目标的制定，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在我看来，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但农村的现状又是如何呢？一谈到农村建设，首先遇到的就是人才的奇缺。我们知道，当代中国农村的最大问题，就是自身的空洞化：大量的农村的有文化、有能耐的壮劳力、年轻人，农村社会的精英都纷纷流向城市，这从国家建设的全局、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角度看，或许是有它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的，但从“建设新农村”的角度看，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大问题。如何培育一支农村建设人才队伍，这是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战略任务，这是需要统筹规划的。
    在我看来，大体有这样几个培育途径：一，对现有农村里的人才，特别是农村社会精英的发现与培养；二，创造条件，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回农村，利用其在城市里创业所积累的物质与智力财富在新农村建设中寻求新的发展；三，改造和发展农村学校教育，使其成为培养本地农村建设人才的基地，同时大力发展村民教育，这既是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素质，也是农村精英的培养过程；四，组织城市志愿者，到农村短期服务，进行财力与智力的支援，其中大学生中的青年志愿者或许是最有活力的部分；五，在志愿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以从事新农村建设为自己专业的专门化人才，他们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骨干与组织者。这其中又有两部分，有的是城市里的人才，有的本身来自农村，甚至就是本地人。以上所说的五条途径，其实就是两条：一是农村自身的人才资源的培育；二是城市人才资源向农村的转移，它是国家所提出的“城市反哺农村”战略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
    把马永红放在这样的农村建设人才的大格局里，就不难给他定位：他现在的身份是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同时他又是一个乡村建设专门人才的好“苗子”：他的改造和建设新农村的高度自觉性，他对养育自己的土地与父老乡亲的深厚感情，他的巨大热情、活力，他的组织能力、创造精神，他的吃苦耐劳的意志与身体，都说明他有可能成为时代所召唤的新一代农村建设人才。——当然，他还需要经过许多的磨练，而且最终还要尊重他自己的选择。
而我们下面所要进行的讨论，是把“马永红”作为一种典型，多少有些排除他的个人性，来考察新一代的农村建设人才在其成长过程中将会遇到什么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新农村建设人才的培养问题。

     二，      马永红的问题：深度参与之后的困境

    马永红和其他大学生志愿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种情况使我想起了上一世纪许多乡村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他们大都出生在乡村的富裕阶层（也有的属于马永红这样的困难家庭），因此在中国社会发生转折时都不失时机地走出家乡，到城市以至国外去读书。他们中许多人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在乡村之外的广大世界求得了自己的发展。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又返回了自己的家乡，服务乡梓，主要的就是从事乡村建设，发展乡村实业、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等等，由于家庭背景，加之所具有的新思想，开创的新事业，他们就逐渐成了地方社会名流，即所谓“新乡绅”（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乡村精英”），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与稳定因素。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就必然和农村原有的各种力量形成十分复杂的关系，发生各种冲突，演义出无数的故事。我读这篇《一个支农学生的梦想与挫折》，总要联想起这些历史故事，这多少说明我们今天所遇到问题，其实是历史的一个延续，当然也必然具有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历史特点。但这样的历史感却是重要的。
    考察马永红的遭遇，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最初阶段，当他主要作为一个志愿者，带着许多外来资源，到自己家乡，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统购化肥，给父老乡亲以实实在在的利益，他受到了普遍的接纳：尽管镇上有“不予接待”的指示，但当时村干部对他是肯定的，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村民的欢迎与支持。这有力地说明，农村确实需要马永红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农村变革与建设不可或缺的新的推动力；同时也说明，只要实实在在为农民谋利益，以心换心，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倾心支持——以后，马永红遇到了挫折时，仍然有村民拥护他，作他的后盾，就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来说，一个青年志愿者做到这一步，就已经尽责了。所以，温铁军先生指出：“年轻学生到农村去的时间短，不可能了解征地、农民负担等这些表面矛盾背后的复杂原因，他们应该以调查研究和了解情况为主。支农支教，能帮助就帮助，比如农民夜校这样的属于改良性的工作都可以做，不能帮助的事情就不要随意参与”，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要求：青年志愿者的工作和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有机会还可再作专门讨论。
    但是，马永红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他和这块土地与乡亲有更深的血肉联系，他后来开始尝试更深的介入，也 是有理由的。而他一旦试图涉及农村改革和建设的深层次问题，他就面临着他所没有想到的一系列的矛盾和复杂局面。从他后来的遭遇看，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 中国农村本来就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关系和矛盾，而改革本身就会引起各种利益关系的复杂变动，发生利益的博弈。现在马永红的介入，特别是他对掌权者直言不诲的公开批评，就使他自然成了利益受损者的“代言人”，而他竞选村长更是对现有的权力结构的一个冲击。他因此而种种阻拦，绝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参与乡村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物力、智力支援的问题，而迟早必然要面对农村现行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利益群体，及其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而打破掌权者说了算的农村现行权力结构，通过建立农村公共空间，以实现权力结构中的某种制约与平衡，这本身就是乡村建设的重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看，马永红的遭遇又是必然的，而且具有很大的典型性，应该说，马永红对此是缺乏思想准备的。
    二， 而他更没有料到的，他还要和农村基层政权发生冲突。镇党委对马永红的看法是颇耐寻味的：发展经济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保持稳定是我们的第一责任。基层干部反映，马永红接触的是村里的落后面，有不稳定因素。支农支教我们是支持的，但他后来做的就脱离了这个初衷，影响了地方稳定，我们不好支持他”。这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有不少基层政权对这些外来的乡村建设者事实上是心存戒心的：如果仅仅“做好事”，可以为他们的政绩增添光彩，当然会支持；如果如马永红这样批评“村里的落后面”，就会被认为是对他们的政绩抹黑，自然要视为“不稳定因素”，就要收回支持。
    而基层政权的态度对乡村建设实验能否取得成效又是至关重要的。当年晏阳初他们就遇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把他们的工作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字教育的阶段”（大概相当于“支教”），“农村建设的阶段”（大概相当于“支农”），最后就必然进入“县政改革的阶段”。这就是说，农村建设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必然涉及农村政治的改革，如晏阳初先生所说，“从消极方面说，如单以县为单位而帮助农民，救济农民，则非改革政治不可；从积极方面，要把我们研究实验的结果——教育的内容及农村建设的方案——推到民间去，亦非利用政治机构不可”（《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演进的几个阶段》）。而农村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使基层政府成为农村各种利益关系的调节者，只能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而不能是某一利益群体的代表，更不能使自身成为一个利益群体。唯有这样，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与发挥乡村建设者的作用。
    三， 马永红还要面对农村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据说有一个时期，从镇到县城的中巴车上，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在谈论马永红，有人说这娃不简单，有人则说这娃脑筋有毛病。而最令人感慨的是马永红自己向记者讲述的一个故事：一位县里的干部把马永红的事情讲给自己的小孩听，让他说说看法。这位小学生很认真地问：“是说写作文的话，还是真话？如果是写作文，那他就是奉献农村的好人；如果说真话，那他就是一个疯子”。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话，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连孩子都认为“奉献农村”不过是宣传的谎言，谁真要这么做就是疯子！而且这样的舆论公意，在中国还是个传统：鲁迅不是早就写过《狂人日记》吗？《长明灯》里的孩子不也是对“疯子”大加嘲弄么？而这样的视真诚的改革者、建设者为“疯子”的舆论，却又显然和当下中国假话成风，信仰缺失，实利主义、实用主义猖獗的时代病直接相关，而乡村改革和建设自身也会触犯乡村传统观念，习惯势力，为其所不容。这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我们是在极其不利的社会环境下，坚持自己的乡村建设理想的，正像马永红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孤独是一个宿命。
    四， 当然，最让马永红感到痛苦的是，他和家庭的冲突。这几乎也是必然的。我们前面说到的上一世纪的外出读书归来的乡村知识分子，大都遇到过这样的矛盾。我们很容易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新旧观念不同的父与子的冲突，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或许有更复杂而丰富的内容。比如，他与母亲的冲突就是如此：由于家里也很贫寒，妹妹连一双完好的鞋也没有，母亲于是央求马永红从捐赠的衣物中为妹妹留下一双鞋；这本也合符情理，马永红却为避免谋私之嫌，只能拒绝，同时对母亲不能理解自己的处境而伤心，以至对母亲大发脾气：这母与子的彼此伤害，都令人心酸。此外，马永红更要面对由于自己的行为引发的矛盾，包括前述舆论的压力，也要父母及和家人和自己共同承受的现实，由此引起的内疚和自谴，是难言的。马永红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对家里人来说，我总是舍弃小家，而为了人家。我甚至批评我爸在媒体面前不应该说对我的不理解和不支持。但我无形中剥夺了他的表达权。我不敢想象，他当时内心是何等的痛苦！”“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大概一切为自己的理想的公共事业献身的改革者和建设者都会有这样的内心痛苦：这是一个更为沉重的心理和情感的付出。

            三，外在冲突引发的内在矛盾：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质疑与坚守   

    于是，所有的这一切外在的冲突，都会引发或转化为自我的矛盾、冲突，以及自我质疑：这或许是最为根本的。
    在反思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时，马永红说了一句老实话：“原来我不相信社会有那么复杂，我常想，我不能改变整个中国，改变一个村还不行吗？”
    这其实是存在着两个问题的：首先是对社会的复杂性估计不足，把现实理想化了，于是就必然产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这可以说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我曾经引述俄国批评家伯林斯基的话，说人生是要经过三个阶段的。一是做梦，也即理想的形成与追求的阶段，这可以说是学校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基本任务，马永红的理想就是在校读书阶段形成的，这说明他所接受的教育是正常和成功的。现在，他由学校走向社会，也就意味着走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其主要问题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痛苦和漫长的人生旅程。这一段路走完了，就像我这样进入人生的第三阶段，就会重新回到第一阶段的理想主义，即所谓“老来少”，因此我和马永红相遇并不是偶然的。但这又不是简单地回复，而是更高层面的复归，因为这时的理想主义，是经过了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洗礼，在对现实的复杂，甚至严酷有了深切的体认以后对理想的坚守。但我们不难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有些人在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以后，就放弃了理想，陷于消极颓废，无所作为，更有的顺应现实，不再与现实中的假、丑、恶抗争，甚至同流合污。
    因此，现在马永红和他的同代年轻人，在遭遇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在某种意义上也就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放弃理想，顺应现实，被其同化或消极无为；二是继续闭着眼睛做梦，不肯正视现实确实存在的问题，看似坚持理想，超越现实，其实是逃避现实，主观盲动，最后碰得头破血流，这时候就最容易转而悲观失望，走到第一条路上去；三是冷静地面对现实，借以深化对现实的认识，纠正自己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反思自己的行为，作出某些调整，寻找新的实践机会与方式，在对现实的深刻体认基础上，在新的变革现实的实践中，坚持自己的理想。在我看来，马永红走的是第三条路，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从前述马永红的反思中，还可以看出，他曾经以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一个村子，他忘了鲁迅的告戒：在中国，“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更何况改变一个村子！同时，他也没有看到个人力量的有限性。于是他的英雄主义也在现实面前碰了壁。他也面临着对自己内在气质中的英雄主义的反省。在我看来，如同对理想主义一样，在正视自我力量的有限性的时候，也不要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仍要保持自信，坚持奋发有为的精神：这都是英雄主义的合理内核。还是那句话：要质疑理想主义又坚持理想主义，要质疑英雄主义又坚持英雄主义。
    记得我在第一次和马永红与他的志愿者伙伴的谈话中，曾引用过鲁迅的一段话。鲁迅对当时“到民间去”的知识青年说，你们到了民间回来以后，最好将“自己的心情”和对自己“力量”的认识，与当初在北京一同大叫“到民间去”的口号时的心情、认识比较一下，并且“将这经历牢牢记住”，你们中的若干人会“沉默而苦痛”，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在我介绍鲁迅的这段话时，马永红们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而现在，经过了这一段到农村去的实践，像马永红还经历了这么多曲折，我想就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深意了吧，而且现在确实到了“沉默而苦痛”地思考，并从中产生新的思想和实践的“萌芽”的时候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冷静下来，消化前一段的实践经验，调整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以便以更理性也更健全的心态和姿态，进入新的实践。

  四，  在反思中重新认识乡村建设事业，以及我们应有怎样的精神、心态和选择

    在我看来，或许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达到新的认识。
    首先是对我们所要从事的中国乡村建设事业的艰苦性、复杂性，以及由此决定的长期性，同学们大概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而在下乡以前，大家都是严重地估计不足的，我甚至觉得现在很难说已经有了充分地认识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对青年志愿者朋友们说，你们既然做出了要参与乡村建设事业的选择，你们就必须做好四个思想准备：第一，你们肩上的担子注定是超负荷的，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鲁迅语）；第二，你们自己这一代不会看到你们所期待的农村面貌的根本性的改变，进步会有，但不会发生奇迹；第三，你们工作的付出与收获永远是不成比例的；第四，你们只能是“只顾耕耘，不问收获”，只能“再一代，二代-------”的奋斗下去。
    其二，我们还要确立中国农村的改造和建设是一个“慢的事业”的观念。有一位年轻的教育专家曾提出“教育是慢的艺术”的命题，我很赞同，曾写文章呼应；在最近一次见面时，我对他说，这一命题其实是有更普遍的意义的：我越来越感到，教育，农村教育，以至乡村改造与建设，这样的“百年大业”都不可能立竿见影，不能急功近利，它是一个“慢活”、“细活”，不能搞一轰而上的“运动式变革”，要细水长流，慢慢积累，我因此提出了“开始要早，步子要慢”、“态度要积极，行动要谨慎”的指导思想，对此我写有专文，这里不再多说。只想强调两点：一是我们从事乡村建设事业，要有什么精神？鲁迅曾引用韩非子的话，提倡“不耻最后”的精神：“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的目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慢而不息”的韧性精神。其次我们要以什么心态去从事乡村建设事业？这里也有几个重要概念：要有“耐心”，要善于“等待”，还要“从容”。它的反面，就是急迫与浮躁，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心沉静下来，进入生命的沉潜状态，心平气和、沉沉稳稳、锲而不舍地做下去：这才是干大事的样子。
    第三，我们要确立一个中国农村的改造与建设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和路线的思想。
    我们在前面说过，乡村改造与建设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各利益群体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会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而作为一个民间的志愿者，他的使命决定他的立场，必然是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成为促进乡村利益平衡的一支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这里强调“利益平衡”与“建设性”就包含有“渐进改革”的意思。
    这是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一方面，我们不能无视和遮蔽农村改革与建设中的利益冲突，因为这种无视和遮蔽的实质是无视弱势群体的利益，遮蔽他们利益受损的现实，这样的一味向强势群体倾斜的农村建设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我们又不能采取“一方吃掉一方”的激进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劫富济贫的方式来解决乡村改造与建设中的利益失衡问题，而只能采取调节的方式，在各利益群体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点，这就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宽容”与“妥协”，以最终建立“多元”的利益格局。
    这同时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不能没有斗争，特别是弱势群体更需要为争取自己的被忽视、剥夺的权利而斗争。志愿者理所当然地要支持这样的斗争，但同时也要积极促进这样的斗争的理性化，避免矛盾的激化。而这样的妥协与利益调整在中国的现实下，是有可能的。根据《一个支农学生的梦想与挫折》报道，马永红最终也和竞争对手及基层政府之间找到了妥协点，从而为自己开辟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当然，矛盾依然存在，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在斗争中寻妥协，在妥协中有斗争，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运动过程。
第四，我们要把高远的理想与低调的行事结合起来，把理想主义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这也就是我经常强调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这里包含了两个侧面。首先，既然我们已经确认了中国农村改造与建设是一个长时间的，慢的事业，而且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那么，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边界意识”，在弄清楚自己“要追求什么”的同时，还要问自己：“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什么是现在就可以做的？什么是将来条件具备了以后才可以做的？我的优势在哪里？我的限度在哪里？可能存在的危机与陷阱又在哪里？”等等。正是在这样对主、客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中，你们将走向成熟。
    此外，还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即是要回答“从哪里开始”的问题。我想，你们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时，已经不难作出回答，就是要“从我们能够做到，能够改变，能够尝试的地方做起”。我前面提到的那位青年教育学者曾概括为四句话：要把教育当作一件事来做；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我们只能在现实条件下做事，很多情况下，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戴着镣铐跳舞，因此，一件事也不一定能够做好；重要的是尽力去做，而且从具体的小事情做起，做一件就是一件。我想，他谈的是教育，其实同学们所要做的乡村改造与建设事业也一样。我要补充的是，从小事情做起，而且一定把它做好，这本身就会使我们不断获得成功感，具体感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增强自信心，这就能够反过来成为我们坚持长期奋斗的内动力。
当然，我们又不能满足于“做小事情”，还必须“想大问题”。所谓“想大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目标感的问题。要知道，做小事情本身也是有危机的。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日常生活的琐细小事自有其意义，我们甚至不难发掘出其中的诗意，但如果一味沉溺其中，即所谓“只管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也会被其遮蔽眼界，失去目标，导致自我精神的狭隘与封闭。另一方面，如前所说，做小事情是必须有妥协的；妥协就有一个限度的问题。特别是我们是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做妥协，就有更大的危险。如鲁迅所说，中国是一个大染缸，这样的体制的染缸的腐蚀力与同化力绝对不能低估。
    因此，我们在注意自己“能够做什么”的时候，更要时时记住“自己是什么？自己要追求什么？”也就是说，做小事情绝不是目的，在它的背后必须有一个更大的关怀，一个改造社会、人生的社会关怀，促进自我与他人健全发展的生命关怀，以及彼岸的终极性关怀，也就是要以理想、信念、信仰作为我们做小事情的精神支撑。弱化或失去了这样的精神目标和支撑，不但我们做的小事情自身会失去意义，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被现实的大染缸所同化，最终导致自我的异化，走到我们追求的反面，即“从这个门进去，却从那个门出来”，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新一代乡村建设者从一开始就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戒。
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事乡村改造和建设事业中，必须在理想和现实，坚守和调整、妥协，想大问题和做小事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取得某种平衡，在改造、建设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同时改造、健全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做一个目标明确，信仰坚定，而又脚踏实地的健康发展的人。——“立人”才是我们一切努力的根本。

        五，  马永红们向我们的教育、知识分子和社会提出的挑战

    坦白地说，写这篇文字，面对马永红这样的青年志愿者的困境，我时时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马永红的退学在校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我不想对事情本身发表意见，我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马永红要求退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立志于中国农村的改造和建设，而他在大学里所受的教育却与农村的改造与建设无关。这是很值得注意与深思的：在所有关于大学、中小学教育改革，甚至农村教育改革的讨论、设想与实践中，乡村建设事业都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的大学应该担负起“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重任。而在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国家重大决策的今天，将“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问题，提到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正是具有极大的迫切性的。我们不能只是鼓励大学生毕业以后到农村去，而不注意在他们大学学习期间的培养，这是本末倒置的。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将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任务纳入教育，特别是地方教育和农村教育体系，更会带来整个教育面貌与精神的重要变化，这也是可以预期的。
    当马永红这样的青年志愿者在农村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时，我更感到了我们这些大学老师，知识分子的失责。我常常要想到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那批先驱者，我在《民间》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晏阳初和下乡的博士们》，他们中有许多都是在国外长期留学，学有专长，甚至在某一学科领域执中国之牛耳的著名人士，如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第一届国会议员、国立北京政法专科学校校长陈筑山，《北京晨报副刊》著名编辑孙伏园，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罗马万国农村研究院研究员冯锐，哈佛大学博士、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北京协和医院毕业又在哈佛大学研究公共卫生学的陈志潜------都毅然辞去城市里的条件优厚的工作，举家迁到农村，踏踏实实为农民服务。我还想起了印度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发起者与中坚力量都是顶尖级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年中国的乡村建设与志愿者行动也有不少老师和知识分子参与，但似乎并没有形成更强有力的群体力量。我一直期待学院里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著名学者有更多的参与，却无能为力，也不敢呼吁，因为我自己受到年龄、身体的限制，下乡反而会成为别人的负担，只能写这些无力的文字，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自然无权多说什么，就表达这样一个期望吧。
但有一点却是我要大声呼吁的，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应该给这些青年志愿者以更多的关注和更切实的帮助。我很赞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陆玉林先生的意见：“通过马永红这件事，我们需要检讨，怎样给大学生，给那些愿意用所学知识和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的人，以体制性的支持”，我们应该为这些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更宽松的环境，特别是基层政府更要转变观念，把他们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的建设性力量，给予更有力的支持。
    最后，还要说一句：本文开头即已说明，我们是将马永红作为一个典型来讨论的，并没有过多地考虑他个人的特殊性。据马永红和记者说，他不准备在农村呆一辈子，警察和作家两个职业都对他有吸引力，今天的年轻人是可以也应该有多种选择的。但他又说：“农村的事情我会一辈子关注下去”，这我也是相信的：他的这段农村经历对他的一生生命的发展自然会有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青年志愿者到农村去，首先是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健全发展的。

            2005年12月14日口头答记者问，2006年3月12日发表，4月15、16日，26日整理、补充成文。

（附）            一个支农学生的梦想与挫折［《南方周末》特别报道］

　　■编者按　本报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跟踪一个大学生支农支教的选择。正值北京市公开招聘高校应届毕业生担任京郊农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大学生村官”现象为公众所关注。马永红选择休学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可以是一个具有探讨价值的样本。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青年知识分子的参与，青年知识分子亦需要从基层得到磨砺，加深对国情的认识，但这一“双赢”的过程并不简单，肯定伴随着冲突和妥协，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农村的面貌才会得以改变，而青年人也才会更加成熟起来。马永红的心路历程，也代表着深入基层的年轻人的心路历程。
　　
马永红没有在家过年。除夕，他被母亲赶出家门。
事情的起因是支农，母亲唠叨说因为马永红搞支农以及接待来村里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家里的柴火都被烧完了，马永红一怒之下和母亲吵了起来，结果是被母亲喝令“滚！”
　　这个在2005年选择休学支农的大二学生，在陕西渭南冰冷的冬天游荡了半个月。直到剩下的800多元钱被人偷走，他才在正月十五又回了家。
　　在过去的一年，大学二年级生马永红成为自己的出生地，陕西商洛县麻坪镇的一位出名人物。他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不惜休学。但反思这半年，马永红承认，也许改变最大的是他自己。
　　让他想不到的是，在遭遇挫折而选择“妥协”之后，他所推动的事情，却好像真正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时期。
　　迷茫的大学生
　　21岁的马永红曾经带着记者来到麻坪镇合兴村的制高点俯视山下，手拿一条树枝指向山下的瓦房：“这一片是我支农支教、想要改变的地方。”
　　那是2005年11月。在合兴村土生土长的马永红，当时既是休学支农支教的大学生，又是东麻坪“农民协会”的领头人，还是合兴村村委会主任的有力竞争者。
　　而在一个月后，当他竞选失利，新任合兴村村委会主任锁上了那间办了半年“农民夜校”的小学教室时，这间“农民夜校”的创办人和主讲者马永红以妥协换取了那把锁的钥匙。
　　在有着近800口人的合兴村，马永红家是最为贫困的几户之一，他们家住着村里惟一的土房子。
　　种植烤烟一年的毛收入刚够马永红上一年大学的学费和开销，家里还有在县里上中学的弟弟和妹妹，马永红的父母马民治和邓福勤夫妻俩极度省吃俭用才能勉力支撑这个家庭。
　　还好，有马永红为这个家庭争气。2003年，18岁的马永红被提前录取到西北政法学院公安系边防管理专业，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夫妻俩就指望着马永红早点毕业，找份稳定的工作，好给这个家庭带来新的希望。
　　但是，步入大学校门的马永红却并不愿循规蹈矩。这个山里娃发现，不少人的大学生活原来是“谈恋爱、上网、打游戏，学习反倒是最不重要的”。这让他十分迷惘。
　　马永红开始和周围的同学格格不入，他不喜欢参加聚会，班上集体照相他也不参与。他也绝不沾自认为不好的东西。“有一次，我们宿舍同学逼我抽了一支香烟，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抽烟，之后我去刷了十几遍牙，我觉得这真是太脏了，我马永红怎么能抽烟呢？”马永红将这一切变化归结为堕落的城市生活：“城市生活让我在农村时候的很多理想都泯灭了。”
　　痛苦之中的马永红想到的办法是献血，他称之为“换血”———给自己换血，换掉在城市里沾染的坏东西。2004年5月，他联合了10多个同学，分别在西安、延安等地献血，他自己献了1000毫升。
　　学习之余，马永红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文学创作上，他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和散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把自己看成是继韩寒和郭敬明之后的又一位青春写手，他以自己生活的家乡为背景写作的25万字的长篇“诗幻”小说《洛子情殇》模仿郭敬明的《幻城》，充满了奇幻色彩，故事发生地云蒙山实际上就是村前的云镇山。
　　执意休学
　　大一下学期公安系组织过一次下乡助教活动，那次，马永红和同学们一起给陕西蓝田一个贫困乡村的学校带去了募捐来的衣物和书籍，并且花了一天的时间给孩子们讲课、和孩子们联欢。孩子们的夹道欢迎、村民们饱含真情的感激之词让马永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我从农村来，应该回到农村，帮助家乡改变贫困和落后的面貌。”
　　马永红立即将自己的设想付诸行动，他联络了一批西北地区各大学的青年志愿者，组建了“西北青年纵队”，自任总队长，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2005年寒假，马永红带着陕西7所高校的14名大学生回到合兴村，对当地农民进行法律知识、致富意识的培训，对学生进行学习兴趣激发活动和作文培训活动。按照自己的理解，马永红将这些活动统称为“大学生反哺农村工程”。
　　2005年“五一”假期，马永红又组织西北政法学院的6名师生回乡支农，这次他们不仅带去了从学校募捐来的物资，而且在当地建立了试点性的农民协会，帮助农民们开展饲料和化肥的统购统销，很多村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利用假期回乡支农支教”让马永红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但2005年6月，马永红遭遇了一次挫折。他想在西安钟楼举行一次支农支教的宣传活动，同时公开拍卖小说《洛子情殇》的版权，为支农支教筹集经费。租用钟楼需要系里开证明，但是系党总支的李争社书记却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劝马永红说：“贫穷的地方那么多，你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得了农村？”
　　此前李争社一直是马永红支农支教的支持者，而正因此，他的拒绝让马永红觉得难以接受。那天他没有回宿舍，在雨中走了一夜，因为担心他出事，班上同学也找了他一夜。
　　让李争社决定拒绝马永红的却是马民治。马民治早就知道儿子不安分，怕他耽误了学业，为此曾专门赶到学校找到李书记，跪在他的面前，求他管住自己的娃。
　　但对李书记来说，这是个没有完成的任务。为了避免马永红再有过激的行动，李书记没过几天就同意给马永红开证明，可他又晚了一步，马永红突然向系里提交了休学申请。
　　让马永红产生休学之念的，既有城市生活的空虚和“堕落”，更有“无人支持与理解”的痛苦。他在日记中写道：“天底下的穷苦农民很多很多，我不能一个一个把所有的改变，但……我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变哪怕一点点。……政法学院在那一阵子给我的感觉如同漫漫的沼泽……”��
　　但马永红的辅导员蒋国纲说，学校一直非常支持马永红，“我们只是不支持他现在去支农支教，而是希望他利用假期或者毕业之后去。”
　　被马永红缠得实在没办法，系里终于松口。蒋国纲说，同意马永红休学的真正原因其实还是为了保护马永红：“他那时候已经不到学校来了，如果不同意他休学，那么就要算他退学了，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这样。”
　　“马永红语录”
　　7月10日，放暑假的马永红又回到了合兴村。这既是他“反哺农村工程”的第三次活动，又是他休学的开始。
　　暑假支农支教的大学生已经有了30多人，并且给合兴村、红岩沟和石门镇的桥上村带去了募捐来的4000多件衣服和2000多本书，在7月10日到25日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利用村办小学的教室开办了10期农民夜校，给村民们讲授文化知识和农业技术，教农村妇女们写日记，在活动结束的时候，马永红还组织了一次两镇四村村民参加的联欢晚会。
　　马永红组织能力很强，和前两次一样，这次的活动又是马永红一个人策划、组织的。从5月中下旬召集西北各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负责人、农民协会代表讨论活动时间、地点和内容，到组织各高校开展捐衣捐书活动、与红十字会联系借用运送捐赠物资的卡车，都是马永红亲自操办。在志愿者们出发之前，马永红甚至还给他们集中进行了一次“思想整顿”，要求他们牢固树立起“反哺农村”的信念。
　　马永红带给了村民很多新鲜的感觉，36岁的李秀芳现在还记得马永红组织的“给妈妈洗脚”活动，她说，当女儿提出要给她洗脚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以为她脑子出毛病了。”但是说到女儿给自己洗脚的情景，李秀芳就幸福地笑个不停。
　　暑期的支农活动中，马永红进一步展示了自己的精明之处，他主动联络市、县媒体对活动进行报道，突出宣传自己的休学和支农，他甚至自己出资印刷了一套70多页的《支农支教手册》，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了农民协会的章程、各种支持农民协会的论文和新闻报道，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内容，则是自己历次支农支教的总结、演讲乃至“语录”。
　　“马永红语录”有板有眼：“欲理解中国社会必先理解中国农村，而理解中国农村必先理解中国农民，而如何去理解他们？那就要求我们走进农村走近农民，和他们进行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
　　“困难是有的，但战胜困难的勇气更是有的，当代青年知识分子惟有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见之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中，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才能更好地见证自己的人生价值。”
　　有意识地组织媒体报道，让马永红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商洛电视台对马永红的支农支教作报道之后，引起了“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关注。温将他吸收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等数家单位联合发起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并让他7月底到8月底去北京参加了培训和交流。
　　从北京培训归来后，马永红开始在农民协会上倾注更多的精力。这个协会早在5月4日就已经成立，曾经成功地统购过化肥，由于集中购买量大，50公斤一袋的化肥要比供销社卖得便宜3块钱，自然受到欢迎。马永红回忆说：“那天运化肥回来，结果车陷到水里面，要把车上的化肥一袋袋从车上扛下来，农民们一分钱不要，自发地帮着扛化肥，扛了整整一天，没有一个人抱怨。”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发展思路，同时又缺乏组织和领导，农协几个月来基本无所事事。
　　从9月中旬开始，马永红决定对原来的农民协会进行改组，他说：“农民协会可以在经济上实行统购统销，把村民们联系起来，可以搞广播、夜校、黑板报，影响整个村庄的文化，这样的村庄就充满了活力，不再死气沉沉。”这次，马永红组建了包括半个麻坪镇在内的“东麻坪农民总协会”并自任名誉会长，而会长则是由协会的会员们选举出来的。村里232户人，有125户加入协会，如果算上其他村，农民协会的会员有157户。为了对会员有所约束，马永红要求每个会员必须缴纳会费20元，一次管3年，缴费之后才能享受协会提供的服务。协会还吸纳村民自愿入股，每股100元，作为购买物资的原始资本，每年可以分一次红，可以退股。
　　包括原村支书邓三平、原村长马振印在内的一批马永红的爷爷、叔叔辈们心甘情愿地跟着马永红干。马振印说：“永红年轻，有文化，而且愿意给村里办事，所以我们支持他。”
　　竞选村委会主任
　　回到村里以后，马永红感到自己阻力重重，首先就是和家庭的矛盾。
　　2005年9月3日与父母的争吵令马永红印象深刻。那天因为母亲抱怨马永红没有把募捐来的衣服给自己家挑两件，母子俩爆发了剧烈的争吵。马永红骂母亲“不要脸”，把母亲骂哭了。
　　母子俩的争吵惊动了马民治，他把所有的愤怒和不满都发泄出来了，他说已经把儿子看透了：“你就是毕业了都不能适应社会，不是叫人掐了就是叫人暗杀的对象……”
　　马民治对儿子的咒骂也跟马永红回去后搅动的风波有关。回村没多久，马永红就和村干部们产生了直接的冲突。
　　在一次农民夜校上，马永红针对听说的村上退耕还林和移民搬迁中的问题，对村干部们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公开批评。一位村干部的家属正坐在台下，当即拍桌子和马永红吵了起来。
　　这时正赶上村委会改选。自从暑假和村干部们发生冲突之后，马永红就担心今后的支农支教会受到影响，而农民协会想跟村里要块地搞养猪场又遭到了村干部的反对，马永红觉得应该找一个肯支持自己的村委会主任。
　　马永红最早并没有想到要竞选村委会主任，他希望农民协会能自己推选出一个代表参加竞选，但是马永红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在农民协会的“头头”们中找到合适的人选，他们觉得原来的村委会主任何刚干得也不错，又有镇上的支持，农民协会的这些人大多是以前的落选村干部，和何刚竞争没有什么优势。于是大家一致推举马永红出马，而马永红也欣然同意，前两年村民马玉杰户口不在村里导致失去选举资格的事情提醒了马永红，10月底，他将自己的户口从西安迁回了村里。
　　尽管村里的选举委员会并没有将马永红列为候选人，但是依然有数百位选民联名推荐马永红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
　　一选受挫
　　就在马永红信心百倍地准备选举时，合兴村第六届村民选举委员会却突然宣布取消马永红的候选人资格和选民资格，理由是马永红是非农业户口。
　　马永红对选委会此举不服。11月7日，他向洛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其候选人资格和选民资格。洛南县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11月10日下午，法院最终判决马永红胜诉，确认马永红具有洛南县麻坪镇合兴村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选民资格。但是11月12日，合兴村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如期进行时，选举委员会依然没有将马永红列为候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村民们只能自己在选票上写马永红的名字，对于很多不识字的村民来说，这是一道难题。
　　投票结果出来了，马永红得到了126票，原任村委会主任何刚得到148票。另外的45张票被认为有争议，封存了起来。直到11月21日，终于认定其中有马永红的15张，何刚的5张。因为两人的票均没有过半，所以两人都没有当选，需要在10日内再次选举。
　　11月23日，本报记者走访了合兴村原村委会主任何刚，合兴村选举委员会主任、村支书邓道华，并电话采访了麻坪镇党委书记贾异荣。
　　何刚觉得马永红“娃是个好娃”，但是有些事做得“不妥当”，其中最让何刚感到不满的是：“他在夜校上公开评价两委会（村党支部、村委会）班子，我们干得好坏只能由群众来说，他不能说，他又不是党员，没有这个资格。”
　　村支书邓道华对马永红的看法与何刚大体一致。他说：“马永红头脑比较简单，本质是好的。我认为我们村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得到县里、镇里的支持，马永红做不到这一点，他才智不够。”
　　发生在合兴村的竞选事件已经成了全麻坪镇人谈论的焦点。那段时间，从麻坪镇开往洛南县城的中巴车上，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在谈论马永红，有人说这娃不简单，也有人说这娃脑筋有问题。
　　在等待第二次选举的时候，马永红决定要在关键时刻有所行动，他重新开始了因为有“贿选”嫌疑而暂停的捐赠物资发放工作，同时，重开已经停办了1个月的农民夜校———自从农技学校的大学生们结束暑假的活动回家之后，马永红只能自己在夜校里给农民们讲解中央的各种政策，宣传理解自己的“新农村建设”理念。
　　“读懂了农村”？
　　11月29日下午，重新选举在合兴村小学进行。选票上依然没有马永红的名字，合兴村选举委员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邓道华对本报记者解释说：“因为候选人已经法定了，上次公布之后就不能改了，这次可以给他留个空格，如果真的要选他，可以在空格里写他的名字。”3时50分，唱票结束，马永红落选，他只得了147票。作为正式候选人的前任村委会主任何刚得了296票，再次当选村委会主任。
　　马永红对这个结果表示不满，但这没有妨碍他第二天如期出现在北京，这次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新乡村建设论坛，也去民政部咨询了村委会选举的相关法律问题，更多的时间，他是在与老师、同学的交流以及自己的思考中度过的。
　　但没有想到的是，从北京回来之后，马永红突然“想通了”，决定和何刚和解。“我为什么妥协？因为没有办法。重新选举已经不可能，我休学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寒假还有100多个大学生志愿者要到村里来，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何刚已经表态要用好大学生志愿者们的热情，为村里办点实事。”2006年1月5日，村党支部、村委会、农民协会、支农支教的大学生和合兴村小学五方召开会议，签一个合作共建的协议。
　　春节过后，马永红和村委会主任何刚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双方约定“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
　　接着，2月20日，马永红在杨凌签下了购买3000棵核桃树的协议，钱是西安的一个老板感动于马永红的事迹而出的，总共15000多元。在合兴村，村民们已经挖好了树坑，就等着树苗了。
　　这是2006年马永红帮助合兴村农民协会做的第一个项目。马永红说，过年之后，农民协会发生了新变化了：“原来是我‘垂帘听政’，我说什么，他们照做。现在则是大学生支农办公室和农民协会分开办公，尽管农民们很多事情想不到，缺少主动性，但是现在我可以帮他们想主意，然后他们自己讨论完善和决定。”
　　变化还不止这些。在马永红签了协议之后，县里的态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在最近与马永红见过几次面之后，县农业局表示将支持马永红的支农支教，并且要把合兴村树为县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试点。马永红现在是村委会主任助理，他承认何刚还是有些能力，而且也愿意听取他的意见。“竞争还是很有好处，前几任村委会主任都不做什么事情，现在何刚的压力可大了，四处奔走，为村里找项目、做事情。我觉得这种状态也不错。”
　　眼看着自己在合兴村的工作似乎受到人们的认可，马永红说自己的心态已经平和了很多，不再会选择“闹”。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他说，经过2005年的波折，对于中国农村自己“已经能懂60％－70％”。他还说，中央关于建设新农村的决定让他深受鼓舞，“现在村里形势这么好，我在考虑，怎么能让学校同意我再休学一年？”（录入：陈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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