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去考察中国当代意识形态论争和先锋文学因素之间的关系，笔者所依据的想法主要有两个：其一，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论争有其特殊性，它既不是表现为在和文学联系紧密的“美学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像特里•伊格尔顿那样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宣称“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 ，也不是传统层面上从阶级和政治角度出发的“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它更多的是由经济到文化的，绕开官方意识形态涉及国家安全和政治领导权底线的讨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社会形态和文化策略选择层面上的讨论。是把西方启蒙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新启蒙主义”、在反思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抑或是以“儒教资本主义”为借鉴的复兴传统文化的“新集权主义”都当作当代中国“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 来看的。在这种讨论中，分化出来了事实上的“主流”和“非主流”的思想态度，而那种“非主流”的思想在理论上有着影响文学思潮，进而构成某种先锋性的可能。其二，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论证争实际上又是代表“精英文化”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在传统意识形态主流和市场机制主流的中间地带，再次自我分化的过程，在这样的分化中，他们各自表现出了对待传统意识形态主流和市场机制主流不同的态度和应付策略，这对我们从“精英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三者的关系中把握文学思潮中新的先锋因素及其悖论提供了很好的取径。
从80年代到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思想分化，第一次是80年代末的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第二次是90年代末以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思想论战。正是在这一思想分化的基础上，在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在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治选择与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重要国际与国内问题上，形成自由派、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三种不同的价值与思想倾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分层化日益明显，随着经济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日益严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思潮日趋活跃。新左派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出公平、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然而他们把当代中国的现实的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的问题来予以评说与认识，他们对过往革命时代抱有相当积极的肯定态度，甚至是“政治乌托邦”式的向往，而对当今中国融入市场经济与全球化主流的总趋势却提出种种质疑与挑战。
    从中国当代的社会思想发展的轨迹来说，新启蒙主义在与意识形态主流的交锋和融合之中，逐渐成为了精英文化中“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主流。在90年代中期以前，对于新启蒙主义这种新主流进行反思的语境并不存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新启蒙逐渐由先锋变成主流，经过了一场众所周知的激烈交锋，伴随着社会转型，整个90年代不管是官方还是全民，对于社会发展的愿景都变得和新启蒙主义的主张基本一致了。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新变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权钱交易与腐败等社会不公问题逐渐突显出来，连官方也在调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政策，知识分子对于新启蒙主义的反思更是不可避免。反思主流思想，特别是反思普遍的现实情况，虽然有可能有夸大的嫌疑，但不论怎样，在形式上，它具有了某种先锋的意味。从总体上，新左派采取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把社会不公看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现象。他们认为：从“破”的一方面说，中国现在出现的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就有可能意味着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60年代以来“新左派”理论都成为他们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的理论依据。从“立”的一方面说，他们用一种相当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阐述公平分配的重要性，呼吁对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同情，诉求在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的现实政策，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社会事务和民主管理。
    新启蒙主义和新左派的思想交锋，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首先，新左派本身也有激进和温和之分，激进者有着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带有道义和情感上双重的“底层情节”，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反知识分子态度。温和者则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同样体现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因此，他们力图用西方新左翼思想运动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来对中国现实进行批判反思。他们是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从市场经济的过度膨胀产生的消极后果的角度，来表达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社会的诉求的。这两者之间有时也是相互论争的。
    其次，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一方面都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成造成某种“智力支持”层面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两者各自最激进的部分，又对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某种潜在甚至是现实危险性，在各自的方面都有着突破主流意识形态底线的可能，所以两者之间的论争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缺席的，它们都在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这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中最激烈的部分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新启蒙主义极端地想在中国当代重估89’风波对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正面意义，而新左派却极端地想重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价值和意义”，并从中找寻出其对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的指导作用。毫无疑问，类似的思想因为在当代中国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有时候，这种论争又会超出“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范畴，重新回到传统意识形态中去了。
    再次，新左派在具有“道德优势”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学理上和实践上的缺陷。用西方式的左翼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文化现状的理论，是否真的能够切中中国现实的要害，似乎缺乏说服力。而且，即便新左派在经济政策上诸如“三农问题”有一定的实践空间，但上升到文化上，其期盼的从高层到民众的“左转”是否能真的出现，越来越显得是一个大问题。其“政治乌托邦”色彩和完美主义意味明显的“继续革命”理想在全球化和市场化不可逆转的现实中，似乎难以摆脱受挫的困境。
    其实，我们从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找一个参照系，也许就能窥见论争的焦点和根本问题了。我们知道，李泽厚既不属于新启蒙主义更不可能是一个新左派，至于他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新儒学集权主义”者，那时另外的问题，在这我们不讨论，但在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上，他有一个所谓的“四顺序说” ，他认为中国当代社会进程可以采取某种折中兼顾的策略，即沿着“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的大致顺序进行。但这个学说，却受到新启蒙和新左派的同时批判，前者认为这个学说是在“拥抱专制”，而后者却认为它是在“背叛人民”。可见，新启蒙看重的是“经济发展”和“个人自由”及“政治民主”之间的和谐，而新左派则把“经济发展”如何不损害“社会正义”当作头等大事。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说，中国90年代以来的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本文无意去全面的描述这场论争的方方面面，也不想列出两个阵营成员长长的名单和论争文章，笔者是想把它当作是先锋文学思潮的语境纳入考察范围的，让我们由这个语境回到先锋文学思潮本身上来。
有的研究者和某些文学批评家曾经提出过“无产阶级写作”这样的概念来指称受到这种语境影响的文学写作，笔者以为，这样具有明显同一性的概念缺乏具体的现实对应，容易造成误解，笔者更愿意把受到“新左派”影响的文学写作可能具有的先锋因素分成以下三种情况来进行讨论：
第一， 观念先锋的可能性与悖论。
    新左的意识形态观念以何种方式进入文学艺术领域才有可能具有某种先锋性，它需不需要与形式创新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新的先锋因素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现实样本。
    2000年，话剧《切•格瓦拉》的上演曾经引起过一时的轰动，它跳出戏剧领域在知识阶层乃至社会层面上都引发了争论与思考，号称刮起了一场席卷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红色风暴。从观念上说，毫无疑问，这出戏是新左思想的具体表现。众所周知，切•格瓦拉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左翼革命符号意义的历史人物，出身阿根廷的格瓦拉在古巴革命中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地位，一度成为南美新的玻里瓦尔式的解放者，古巴革命胜利后，他出任银行行长，制定了废除货币政策、要求人民必须义务劳动，要以此方式来发展经济。后来，格瓦拉的左翼革命政策与革命后卡斯特罗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发生矛盾冲突，格瓦拉本人也自认为不能在古巴继续施展他的左派理想与抱负，于是他再次投入于丛林革命，从古巴回到玻利维亚进行游击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生命。格瓦拉的牺牲让他更加具有了传奇的左翼英雄色彩，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在西方，他那身着军装头戴贝雷帽留者洛腮胡的形象都成了反叛青年们崇拜的偶像。
    不过，这部戏剧不是在给格瓦拉写传记，因为戏剧在文本和表演形态上，几乎都没有让格瓦拉这个历史人物出场，而是借用了一些先锋戏剧的表现形式，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符号式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戏剧的情节和对白观念性也都极强，没有具体的现实或者历史场景，政治抽象主义和意识形态象征色彩浓重。很显然，剧作者们是想发掘出格瓦拉身上那些可以对当代中国造成影响的观念和精神，进而表达出作者们的政治理想和意识形态观念。对为什么选择格瓦拉作为表达作者政治理想的主角？剧作者说，格瓦拉从古巴回到南美丛林打游击的这次出走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这显示了格瓦拉身上有着一种与命定的规律相抗争的道德力量。一般人认为，一切主义都在必然性与规律面前俯首，因为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格瓦拉看来，如果规律不符合人性，它也要受到抗拒。人在这种抗争中显示出真正的伟大。作者说，“我们反对一切非人道的社会，不管它是不是符合规律与必然性。正义高于规律。”  该剧最核心的内容是，把世界划分为两类人，富人与穷人，富人是道德败坏、堕落、邪恶的，穷人是善良、纯洁、道德高尚的。穷人革富人命就是天然合理正义的。这一主题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穷人革富人命的思想，另一方面，这出话剧站在“穷人”一边反对“富人”，并为“穷人反对富人”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与革命正当性进行鼓动与辩护。该剧最基本的逻辑是一种很简单的正邪二元对立的逻辑：“同意的请过来，反对的请拔枪。”剧中的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只要是面对敌人，时常要以革命的暴力不惜以肉体生命相搏，他们根本就不屑于给敌人辩驳的机会；只要是反抗压迫和掠夺，在他们看来可以不计后果，不论成败。这出话剧一定程度上说是对革命暴力的赞颂，同时又具有以革命方式来实现平等的政治倾向。
    就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而言，一方面，话剧《切•格瓦拉》体现了左派在抗拒市场经济的世俗化潮流方面的浪漫理想主义精神。该剧通过格瓦拉所体现的正义、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左派原则，来反思中国选择全球化与市场化的道路的正确性。剧中正面人物以讽刺的口吻来抨击WTO，“致富的头班车”、“旧世界的移民申请表”。这种新左派的价值观，在市场经济世俗化与全球化的潮流中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另一方面，话剧具有的反叛现存秩序的民粹主义倾向和革命情感上的鼓动性结合在一起，除了对那些有着深刻革命记忆的老左派的影响之外，其更重要的方面是一度赢得了具有底层生活背景或底层意识的知识阶层，特别是具有批判热情的边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认同，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左的专制政治没有切身体验，因而对左的东西中内含的专制基因不会有深切的警惕。相反，他们对市场化过程中的失范，两极化，腐败之类由于发展综合症现象，则有更深切的感受。。
    反潮流的意识形态观念、底层和边缘的认同，这两点为《切•格瓦拉》可能具有的先锋性奠定了基础，也给出了效果上的表征。但另一个问题是，观念和形式之间，效果和文本之间是否具有先锋的内在一致性？20世纪30年代，当布莱希特要把他的革命思想和戏剧艺术结合起来的时候，他找到的是作为先锋的表现主义。他提出戏剧应该把观众从被异化的蒙昧中解放出来，应该促使观众思考，他在这个意义阐释了戏剧的“间离效果”和“陌生化原则”，并在给工人们上演的诸如《三毛钱歌剧》中实践了这种理论，他对那些对他作品中幻想和假定性场景提出质疑的人说，先锋的技巧和陌生化的手段并不一定就是让人费解的，工人们对幻想的场景和环境并不反感，因为它们表现的是他们的现实和生活，虽然不是用常规的方式表现。他说，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人民的，而是在于要使之成为人民的。
    布莱希特的例子对我们去分析《切•格瓦拉》的先锋性是有启发意义的。这部话剧的主创人员之一张广天，是一个有着民间吟游歌手背景的音乐人，他的新左思想早在他的一系列关于“毛主席”的歌曲中就明显表现了出来，在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底层生活经验的歌手时，他的观念是和抒情民谣的音乐形式联系在一起的：音乐旋律简单优美，吉他的和弦也不复杂，其音乐作品一度成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片尾曲。当这种观念要和戏剧的形式联系在一起时候，温情或者说感性化的表达习惯被保存了下来，而布莱希特式的幻想和假定性场景这些表现主义戏剧的因素有被借鉴了过来，而中国自身那些更多地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锋戏剧（比如孟京辉、牟森、张献等人）的表达手法也被一定程度地移植了过来，确实具有了某种“陌生化的效果”，但抽象抒情主义、人物的政治符号化、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和戏剧结构，一方面，固然给观念的浪漫主义式的独白或理想主义式的交锋留下了广阔的余地，但另一方面，却挤压了具体的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现实，在观念寻找合适的表达形式的过程中，被抽象掉了。
    由观念出发，结合适合这种观念的形式，但最后却只涉及抽象的观念化了的现实，没能更多的涉及具体的现实，因而最终难免陷入观念激进/现实乏力，道德优越感/现实错败感的自我分裂的状态中——这正是以《切•格瓦拉》为代表的以观念作为先锋因素的悖论所在。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当《切•格瓦拉》２０００年上半年在意识形态观念相对活跃和多元的北京演出时，一共上演了三十七场，平均上座率达120％，共接待了一万多人次的观众，有时过道都坐满了人，迟到观众站着看的情况并不少见，观众时常泪流满面，全场情绪激昂。连看两遍者大有人在，不少人看了五六场，有的甚至连看十二次。到了下半年，当《切•格瓦拉》在意识形态观念相对保守而市场化热情较高的上海演出时，只演了一场，社会反映平平。而且，经过了世纪初引发的短暂的红色风暴之后，《切•格瓦拉》在短短几年之后，似乎已经被人们忘却。这也许就是这种悖论的现实版本吧。

    第二， 以底层视角直面现实的先锋的可能性与悖论。
    相比较于第一种情况自觉地由观念出发，这第二种情况则是自发地从现实出发，做一个不一定恰当的类比，两者的关系如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那般，只不过他们不是对立的，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最后的目标似乎又是一致的。
    这类新的先锋因素，从逻辑上说，因为并没有先验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味，同时又要关注现实，所以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或新写实有着某种外观上的相似性。但是区别又是明显的：传统现实主义或新写实关注生活的典型性或原生态，并不天然具有“底层视角”，而且也不存在题材上进行底层选择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底层题材”和“底层视角”为何有可能与先锋因素联系在一起，原因有两个：其一，现实中的底层生活再也不是社会主流的内容了，其逐渐成为了“被边缘化的大众”在被主流忽视中相对封闭的场所，底层生活的种种细节反而具有了某种新奇性和隐秘性。其二，主流对于底层的关注往往是停留在道义上的是俯视和猎奇性的，带着深入其中的平视的底层视角进入底层生活细节，在文学写作中并不多见，除了观念的问题，文学写作者底层生活经验的匮乏是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城市化的进程，随着农民工阶层的迅速壮大，其在文化上被边缘化和忽视的反差也就更加凸现，关于他们的文学写作也更加具有了先锋的可能。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也存在着一个现实的悖论：底层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进入写作者的心理结构中呢？或者说，那些原本缺乏底层生活经验的人，也可以带着一种作为先锋策略的刻意的“底层视角”，他们在选择底层题材时，更多地是看重其具有新奇和隐秘的一面，而非其真实残酷的一面。所以，这类作品往往会把底层生活隐秘的一面故意放大，甚至是违反生活常识的歪曲和放大，从而构建出所谓先锋的张力，以及与主流的某种对抗性。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样的底层视角虽然比较于对于底层的漠视和蔑视，已是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了，但这样的底层视角并不足够，当代中国需要那些能把底层生活经验和底层视角的观念融为一炉的人。
    在这方面，刘庆邦是一个代表。刘庆邦出身农村，又有着多年的矿工生活，所以底层经验不是问题。他的一系列诸如《神木》、《红煤》、《幸福票》等反映农民矿工生活的“煤矿小说”从底层现实中最具有代表性，同时又具有隐秘性的小煤矿生活入手，从那里包含的生存的本能、欲望的模式、被侮辱与被损害、麻木的人性、扭曲的性格等等主题出发，把细致入微的煤矿生活和作为隐喻指向的中国当代底层社会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猜想，刘庆邦这一类的写作者，不一定有着明确的“新左”思想，但其作品在对现实的描摹和提炼之后却具有了和新左思想一致的观念，只不过更朴素一些；他没有刻意地追求小说写法上的先锋性，只是一种现实的描摹，但恰恰是对被主流遗忘和忽视的底层的这种熟悉和真实描摹，反而是作品呈现出了对意识形态主流和市场机制主流的反叛，进而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说，具有了新的先锋因素。

    第三， 以观念读解现实的先锋的可能性与悖论
    中国当代的现实问题和新左派思想之间存在着联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便像那些对“新左派”持尖锐批评态度的人说的那样，新左派们往往表现为“观念人”，没有用务实的态度去研究和解决当下现实的问题，但现实中确实普遍存在着新左派所说的“社会正义”遭到扭曲甚至是践踏的事实。除了在前面我们提到的“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中有这样的情况，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因整合和私有化而带来的工人下岗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中同样存在。不论是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还是作为个体的工人，在这场改制的潮流中，其作为企业主人的地位都在丧失，成了打工者甚至是被抛弃者，有的时候，短视和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导致了大量的国有资产在改制中成为有着资本优势的既得利益者们新的“原始积累”——国有资产流失和工人的受损害受欺骗，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两个层面而已。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改革的阵痛和必须付出的代价，效率和公平在某些时间段上无法两全，但我们似乎又不得不承认，社会的正义确实在这样的过程中遭到了损害。这中现实是中国当代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还没有完全被主流思想意识到的问题，是一种新的先锋的语境。新左派的观念，哪怕是朴素的而非学理性的，与这样的现实结合在一起，再进一步地进入文学，就不再是单纯的观念先锋或“底层视角”先锋的问题了，笔者将它称为“以观念读解现实的先锋”。
    2004年，长篇小说《那儿》 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可以看作这种类型的先锋文学思潮因素的代表。根据小说作者所说，小说的原名叫《英特纳雄那尔》，由于发表时的技术问题，才改为《那儿》，只从这一点看，我们就能感觉出它和刘庆邦式的从底层经验出发的作品的不同——明确的观念和现实的题材是结合在一起的。小说描写了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宰下工人阶级的悲剧命运。工会主席“小舅”的抗争及其失败构成了小说主要的内容。然而，“小舅”的反抗来自于一种纯朴的良知和道德力量。小说从“小舅”丢狗写起，这构成了后面的抗争的起点。这种抗争的动力自然直接来自于其情人杜月梅的悲剧遭遇。杜月梅的身上曾寄托了“小舅”美好的初恋感情。但是，生活毫不犹豫地毁灭了杜月梅。在下岗等一系列生活的压迫下，她沦为私娼，丧失了尊严。她的身体被贬低成为物品，被贬低成为廉价的商品，她被迫丧失了人性。正是由于美好的事物遭到无情的毁灭，才激发了“小舅”内心深处的同情和道德的义愤，激发了“小舅”的抗争力量，但他发现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原本在政治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已经“下降”到了那些原本和他们是“政治同盟者”的农民或农民工一样不受政治和社会保护的地步了，他的反抗现的那么徒劳和无助。所以有的评论家联想到中国70年代末的文学历史，将《那儿》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
应该说，单从小说写作或者文本的层面上说，《那儿》并不出色，语言、结构、叙述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不过，如果把评论界对于小说题材的兴趣，以及解说小说时采取的观念一同纳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就能看出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为什么这样一篇并非出色的作品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笔者以为，关键的地方不在于题材，虽然据说这样的题材在中国当代的长篇小说中并不多见，关键在于，用观念对于现实的解读。用过往年代的、带有革命怀乡和政治复古主义的话语方式讲述当代问题，明确地透露出了叙述者甚至是作者的意识形态，这和思想界中的新左派思潮不谋而合。新左派思潮渴望在抽象的理论和观念之外，找到一个形象的领域，图解他们的观念；同时也无奈地希望其观念在对现实缺乏足够行动性和干预能力的情况下，在文学艺术等领域找到一个想象的代偿空间。小说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和现实的超越和反叛，更多的时候又是在评论和解说中才得以进一步展开的，其在文本上还不足以独立产生新的先锋文学的因素；这也可以说是这一层面的先锋因素的悖论之所在吧。

    总体上说，新左派思潮虽然在概念的提出中借助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但是实际上其和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是一致的，其是以一种“边缘文化”的方式存在着的，一个明显的理由：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权力文化达成某种一致关系的时候，“新左派”思想却将对立面设定为需要“继续革命”才能解决的商业社会带来的不公，但是他们的思想又不是建立在科学严谨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也没有什么具有实践意义的措施，更重要的，他们带有一种一厢情愿的色彩，在被“新左派”认为的“人民”那里，对于意识形态话语的历史记忆还无法磨灭，现实生活状况总体上的好转让所谓的“继续革命”得不到响应；这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在这样的背景下，“无产阶级写作”同样存在着与中产阶级文化关系上的两重性：物质上“全民奔小康”的目标使其对中产阶级的物质文化也冲满了想象和憧憬，但本能地有具有一种由于经济地位的差距所带来的对抗情绪。但和青年亚文化的情况不同，由于经济的原因，“无产阶级”只能是想象，而不能像青年亚文化那样还有模仿和实践中产阶级文化的可能（同向），而且，他们对于中产阶级文化反向的态度也不是暧昧的批判和奚落，而是明确的两极化形态——要么表现为听之任之、无能为力，要么表现为激烈的愤怒和对抗。从“新生代”小说开始，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就成为了抒写的重要对象，但“无产阶级写作”和“新生代”不同的是，它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个人写作”的色彩，把一种先在的、从群体性出发、在他们看来也具有集体阅读期待的观念至于写作之中，写作的动机从个体的自发的生命体验转向了一种群体的自觉的理性认识。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个人写作”的弱化，一定程度上说正是一种新的先锋性的体现——意识形态话语的回归实际上是工具性的，无产阶级写作是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是反抗商业体制文化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意识形态论争”条件下先锋的可能性和悖论，是与诸如网络、青年亚文化等其他先锋文学因素产生的新背景纠集在一起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已。比如，新左思潮作为一种边缘精英主义，其思想态度不同于自由主义对现实拥抱式的象征性批判，它是拒绝式的自我边缘化的想象性批判。所以，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如果和网络结合起来，后者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空间又可以为前者提供边缘化的居所，网络上一度红火的多种激进的“毛泽东论坛”，以及现在依然存在的相对温和的左派文化网站，比如“左岸文化”就是现实的例子。再比如，新左派思潮因其非主流地位、激进色彩以及道德优势又极易和青年亚文化结合再一起，我们看到那些80 后的诗人和小说家们，不论他们对“新左”理解多少，是否真的关心和理解现实问题，他们却时常在姿态上表现出直接或者间接受新左派思潮影响的样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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