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贵州这样的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我没有专门研究，情况也不了解，因此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但我确实又关心这个问题，特别是前年到贵州几个专州和当地大学生对话以后，更觉得需要做一些全局性的大思考，但这就远远超过了我的专业范围，是我力不能及的。我学文学，喜欢遐想；平时在读书看报时，看到许多专家讨论不发达国家、地区的开发建设问题，总要联想到贵州，并引出了许多异想天开的想法。我知道这些想法多少有点从理论、理想出发，未必符合实际；因此只是在与朋友聊天时，随便说说，并不想公开发表。但今天这个会上，主持人非要我发言，只能拿这些私下的意见姑妄说之。有时胡说八道，也能打开思路，大家且姑妄听之。
我想讲三个意思。

         （一）   开始要早，步子要慢；态度要积极，行动要谨慎

                   历史的教训

    现在可以说有一个“西部开发热”，走到贵州，到处都听到人们在议论。这是可以理解的：贵州在全国各种发展指标的排名中，总是排在最后，各级领导当然着急；更重要的是，贵州老百姓实在太穷太苦了，和别的省份、地区的距离越拉越大，焉能不急？但我却老想起中国老百姓的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有一句古话：“欲速则不达”，这都是前人吃了无数的亏，付出了无数的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才得出的人生经验和智慧。我说血的代价，并非故意夸大其辞。我这样年龄的人最不能忘记的是大跃进的教训，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迫切地想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那时有一个说法，叫“落后就要挨打”），而头脑发热，不顾科学规律，盲目地“大干快上”，“向地球开战”，结果遭到了大自然的严酷报复。年轻朋友若不信可以去问寨子里的老人，那是一段非常惨痛的回忆。我重提这段历史，当然不是说现在的西部开发就是大跃进，不过是一个提醒：当一个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处在落后地位时，常常会产生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这可以成为变革现实的强大内动力，是非常可贵的，应该引导与保护这样的积极性；但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就是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狂热，落后地区本来就存在现代科学文化根基不足的问题，就更容易办反科学的蠢事。因此，我们改变现状的心越热，头脑就越要冷静，一要讲科学理性，二要讲民主，不能凭主观意志、感情用事，不能凭长官意志办事：这都是大跃进的血的教训。  

                面对落后的精神状态

    因此，我想提出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搞西部、贵州的开发、建设，应遵循“开始要早，步子要慢”的原则，贯彻“态度要积极，行动要谨慎”的精神。这里包含两层意思，都是有针对性的。首先是“开始要早”、“态度要积极”，这是因为落后地区常常有一种惰性，容易满足于现状，不思上进。这看起来好象是和我们前面说的急于求成是矛盾的，其实是问题的两面，更准确地说，可以说是落后地区社会心理和行为的两部曲吧：开始是不慌不忙不着急，怎么推也不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下子睡醒了，就慌了，急了，于是慌不择路，事没想好，路没看清就急忙行动起来，恨不得三步两步就赶上先进地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其实还有个第三部曲：就是鲁迅说的，“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五分钟热度”过去了，一切又恢复原状，而且不再动弹了。现在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也即换一种心理、思维，行动方式：一要反对“慢慢来”的惰性，“开始要早，态度要积极”；二要反对“急慌赶”的盲目冒进和“五分钟热度”，“步子要慢，行动要谨慎”。因此，这里实际上有一个鲁迅强调的“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三部曲的背后，是一个面对落后的精神状态的问题，我们说“治贫先治心”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问题，我们到下面再作讨论。

               确立“长期奋斗”的思想，提倡“慢而不息”的韧性精神

    我要强调的是，提出“开始要早，步子要慢”的原则，是基于对贵州和西部建设的两个基本认识。
首先，要确立“长期奋斗”的思想，对贵州和西部建设的复杂性、艰苦性，必须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清醒的认识。鲁迅当年就说，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要“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是1925年说的，到现在已经是八十年了，是若干代以后了，我们还在这里讨论改变中国，特别是贵州和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的问题，看来，真还要奋斗好几代。我们通常说当干部的不要有短期行为，其实不要说不能期待和要求一个干部在他任职期间就能根本改变面貌，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都不能有这样的期待，不知道诸位怎么想，反正我虽然极其关心贵州的发展，但却不指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看到贵州面貌的根本改变，我只希望它逐渐变好。这不是悲观，而是实事求是地确定我们的目标。我们只要能做到三点就不错了：一我们没有耽搁时间，延误时机（所以“开始要早”）；二我们没有乱来，留下后患（所以“步子要慢”）；三我们给后人开了一个好头，为贵州的健康、持续发展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因此，我们讲的“慢”，其实是包括“持续不断”的意思：与其“五分钟热度”，其起也快其衰也速，不如看似慢其实有后劲，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因此，我们讲“步子要慢”其实是内含着这样的“慢而不息”的“不耻最后”的精神，也就是鲁迅说的“锲而不舍”的“韧性”精神的。在我看来，这应该成为我们西部建设、贵州建设的基本精神。

       要有利于长远发展，有利于当地大多数人，在“潮流”面前保持清醒

    鲁迅还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奋斗“三十年，不够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这就是说，我们讲快慢，是要从“民族的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的。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要着眼于民族和地方的长远发展。前一段《博览群书》曾发表过一篇《中国——印度乡村建设交流会摘要》，介绍印度“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经验，其中谈到在引进科学技术和建设项目时，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有利于长远发展，二是要有利于当地大多数人。因为有些项目有可能在当前有好处，但长远来看，坏处更多；也可能会使少数人受益，但大多数人却可能因此受到伤害，这就不能上。但如何坚持这两条，就需要科学论证，需要发扬民主，听取利益各方的意见，这都需要时间。匆忙决策，最大的可能就是只顾眼下利益，照顾少数强势群体的利益。因此，我们强调“步子要慢”，“行动要谨慎”，首先就是强调决策要谨慎，要坚持“长远的利益”与“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一个立足点，维护谁的利益的问题，这是关涉贵州和西部建设的方向的。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思想作风、工作方法的问题。许多问题，一时看不清楚，或存在重大争论，就应该从长计议，不要仓促决定。有时候放一放、冷一冷是有好处的。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不要跟风。我们在建设中尝够了“一窝蜂”、“赶潮流”的苦头，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要知道一个潮流的形成自然有它的道理与合理性，但却也有一个大势所趋之下，掩盖了许多问题的危险。因此，成熟的改革与建设者，他面临一个潮流，第一反应，不是“拒绝”，也不是“紧跟”，而是“看”，即仔细加以观察与研究，不仅看其正面，也要看其可能被掩盖的方面，更要考虑自身的主客观条件，想清楚了其可借鉴之处在哪里，其需要警惕、防止的方面有哪些，然后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择其善而从之，视其不宜者而不从之。看起来，好象是慢半拍，其实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认真负责而又真正积极的态度。当然，也有的潮流，看来看去断定其不过是错误的历史泡沫，那就更应该坚决抵制。这里都贯穿着一种科学的精神与民主的作风。

               须臾不能忘记四个“负责”

    强调要慢，要谨慎，这背后还有一个责任感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贵州和西部建
设，是要向世世代代生活、劳作于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负责，向历史负责，上对祖先下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这四个“负责”是须臾不能忘的。因此，我们的决策，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是不能不如履薄冰，慎之又慎的。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头脑一发热，作出错误的决策，就造成了灾难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而且有许多是无法挽回的，所谓“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这可以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想过，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是老百姓祖祖辈辈几千年辛勤耕耘、创造出来的，其间积累了极其丰厚的地理文化与历史文化，现在传到我们这一代，把治理权交到我们手里，我们是小心翼翼地善待它，还是掉以轻心，随意处置，以至肆意破坏，这是必须严肃思考与认真选择的，弄不好我们不但会成为“败家子”、“不孝子孙”，而且还不好向子孙后代交代，这就成了“千古罪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多想想这个问题，时刻以此警戒自己，我们的决策就会谨慎一些，少犯些错误——当然，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应该力避犯大的难以挽回的错误，而且万一错了，也发现得早一些，改正得快一点，坚决一点。

              “快与慢”的辩证法

    这里还有一个“快与慢”的辩证法：你看，当初为了讲求快，匆忙决策，结果出了问题，只得推倒重来，反而耽误了时间。这样的蠢事我们做得太多了，但有的人就是不承认，还勉为其难地辩解，说什么当初这样决策是对的，现在推倒重来也是对的，等等。这其实都是自欺欺人，因为无论怎样辩解，一个基本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你想快，因为瞎折腾，反而慢了。如果相反，小心决策，反复研究，反复讨论，反复试验，想不清楚看不准绝不动窝，看起来慢了；但一旦想清楚看准了就做，一做就务必做好，做一件成一件，一步一个脚印，这样少走了弯路，减少了返工，时间一长就看出效果：反而快了。这就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里，讲了一个“真想”与“假想”的问题，比如讲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他说：“你对原子弹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个战略方针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套用毛泽东的说法：你是真想快，还是假想快；你要真想快，那就“开始要早，步子要慢”，“态度要积极，行动要谨慎”：这也是一个战略方针的问题。

         （二）   发挥“后发优势”，探讨另类发展的可能性
   
                     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

    当然，不能否认，我们贵州总体上，从全国范围看，确实是发展慢了，落后了，处于劣势、弱势地位；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讨论，就是要探讨改变我们的落后面貌的道路。其前提就是要承认落后，正视处于劣势的现实。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落后也可能包含某些积极因素，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劣势是可以转化为优势的，这就是这些年好多学者都谈到的所谓“后发优势”。就是说，因为落后我们是“后开发者”，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先开发者的资源，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发展资源。
    我们所进行的中国的建设事业是带有很大的试验性的，有许多问题，许多矛盾是无法预知的，特别是初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先开发地区是先行试验的，如一位经济学者所说，他们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的同时，也经历了各种利益冲突，各种经济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矛盾与问题得以暴露，而且有了许多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这些——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而且是付出了无数的“学费”才获得的，因而是应该特别珍惜的。我们作为后发者，就不必一切重新开始，重新试验，而可以在先发展地区的试验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新的探讨。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与消化先开发地区的试验，看看哪些经验是有普遍性的，可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创造性的学习；哪些经验是地方性的，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也可以作为借鉴；哪些失误和教训，是应引以为鉴，力求避免的；暴露了哪些矛盾与问题，是应该预防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先发展地区试验的消化总结，达到对中国发展道路及某些规律的新的认识，用以指导自己的建设与开发：在最大限度地吸取先发展地区的经验的同时，探讨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另类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既是创造性的借鉴，又是创造性的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后发优势”。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不耐烦对先发展地区的试验进行认真研究、消化——那是需要一番慢功夫的；而是采取草率态度，要么干脆拒绝，要么匆忙跟风，盲目搬用，其结果往往是学得皮毛，陷于形式主义，形变而神不变，依然固守自己的落后的东西；更危险的是，同时将先发展地区的教训当作神明，将其开发过程中的负面、消极的东西移植过来，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既保存了“本体自发之偏枯”，又传染了“新疫”，“二患交伐”，那就变成了“后发劣势”了。
    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正是发挥“后发优势”还是变成“后发劣势”的选择。

             借鉴东部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以上所说，或许有些空泛；我们可以做一点更具体的讨论。
    作为中国的西部地区，可以作为借鉴的，不仅有西方发达国家，更有中国东部地区，或许更应该重视的是后者，那是更为贴近的。关于东部地区的发展，我没有专门研究，只能谈一点所感与所想。
东部地区发展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其问题好象也很触目，就是其发展是以自然环境的污染与文物的破坏为代价的，这两点都是灾难性的。在这方面，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反而显出了一种“优势”，因为尚未开发，或开发不多，还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地污染环境，破坏文物，比之东部的某些滥开发地区还多少保留了一点原生态的自然与文物。这也是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的人，东西方的外国人，对贵州特别关注的原因。我们对此，坦白地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高兴的是这种关注可能给贵州的发展提供某种机遇，担忧的是，如果我们头脑不清醒，很可能重走东部地区的老路：在发展的同时，糟蹋了祖辈留给我们的纯净的山水与神奇的瑰宝。还要特别提起注意的，西方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是以向落后国家、地区转嫁灾难为特征的，这就是专家们所说的“殖民地扩张”。这正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我们在向发达国家与东部先发展地区进行资本与建设项目引进时，一定要防止成为污染工业的转嫁地，防止掠夺性开发导致的自身的“殖民化”。——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杞人之忧，我们才呼吁“行动要谨慎，步子要慢”。

               单一、单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

    我想谈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东部地区建设的一个最应该总结与反思的问题。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单一、单向的发展模式。其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这是一种单一、单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本来经济发展优先，以增强经济实力，消除贫困，保证老百姓在改革过程中生活的稳定，并不断有所提高，这都是必要的，作为落后地区的贵州，消除贫苦至少在相当范围内恐怕还是一个最迫切的问题。问题在于“优先”变成了“唯一”，以及“如何发展经济”。
先谈第一方面的问题。如果把经济发展作为唯一的，终极性的发展目标，这首先就必然造成政治改革的滞后，精神发展、社会发展的忽视，其结果今天已经看的很清楚：经济发展了，却造成了分配的不公，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城乡发展与东西部发展的失衡，社会道德的失范，以及社会心理的毒化，社会秩序的混乱。
    经济发展唯一化的另一后果是“经济发展就是一切”，“只要经济上得去，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的破坏性思维导致的破坏性发展。——这样的破坏性思维，在现代中国是自有传统的，只是过去强调“为了达到革命的崇高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现在则是为了经济发展（有时就干脆简化为“为了赚钱”）什么都可以干，还美名其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其结果就使得发展经济的过程成了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过程，形成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害，以至掠夺。

    确立全面、科学的发展目标：富裕，安全，平等，幸福，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不能认为，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的出现，是所谓“历史的必然”，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作为后发者，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与确立更为科学、更为全面的发展目标与发展道路，即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精神建设、社会发展相互补充、制约，相互协调的发展，以达到经济富足，精神文明，人与人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目标。
    一位政治学研究者提出了“四个层次的目标”，我以为是非常有启发性的：“第一是消除贫困”，第二“要保证经济和社会安全”，据说“去年国际劳工组织出了一个世界经济安全报告，中国很不幸被排列到经济社会最不安全的国家之类，穷人固然感到不安全；哪怕你是有钱的，你也觉得不安全”，这其实正是中国人高储蓄、低消费，以及有钱人将资金外存的一个更内在的原因。“不安全包括失业。下岗除了对下岗工人本身以及他们的家属有影响以外，还造成了其他人对失业的恐惧，即使白领，赚很多的钱的人，也不知道是不是明天还能有同样的结果”，“我们现在谈到了医疗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包括工伤，各种各样的事故，包括各种各样的职业病，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安全问题”。“第三个层次是缩小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我们现在关注得比较多的是收入的不平等，实际上还有财富的不平等”，“同时不要忘了社会不平等，例如性别不平等”。“最后一个层次是要实现幸福。幸福跟社会的不平等是相关联的”，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人们并不一定感到幸福。（参看王绍光：《在反思中深化改革》，2006年3  月27  日《21世纪经济报道》）——这“富裕，安全，平等，幸福”四个层次的指标，其实就是老百姓世世代代所追求的“安居乐业”，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在我看来，我们贵州和西部的发展，应该反朴归真，回到常识，回到老百姓的朴素要求上来，老老实实地以能够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为目标，扎扎实实地努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尽职尽责，可以向这一方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祖先后代交代了。

         正确认识贵州文化传统，利用历史资源，不能走“先破坏，再重建”的路

    我们讲到“老百姓世世代代”的追求，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应该看到我们今天搞贵州和西部建设，其实是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世世代代的努力奋斗的一个延续，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新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应认真地研究传统，有自觉继承的意识，充分地利用历史资源，这是今天的建设的根基所在。
    前几年，我和一批贵州朋友一起编《贵州读本》，对贵州文化有过这样的概括，即是“发展低水平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多民族文化的和平共处，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荣”，并作了这样的发挥：我们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所看到的自然生态平衡与文化生态平衡，尽管它是低水平的，自然有落后的一面；但它又确实体现了一种人类的理想，特别是恶性的所谓现代化开发，造成了自然生态平衡与文化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人们开始着手治理“现代文明病”时，突然发现了贵州这块“净土”，其所产生的惊喜感是可以理解的。这再一次证明了，所谓“原始”与“现代”并非绝对对立，也有相通的一面。作为贵州本身，当然不能安然做“活化石”、“博物馆”，而且要对这样的意图保持高度警惕，要理直气壮地谋求新的现代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将自己的传统全盘抛弃，一切重起炉灶，特别是如果将前述体现了人类文明理想的宝贵的文化内核像脏水一样泼掉，那或许在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的同时，又造成了历史的局部倒退，这更是不可取的。难道我们真的还要重复那条人类已经付出巨大代价的“先破坏，再恢复、重建”的老路？
当然，我们也同时意识到，如何处理“保护与开发”、“继承与创新”、“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这都是一些无可回避的矛盾。这不仅是文化选择的困惑，更是贵州开发的两难选择，我们也没有想清楚。但有一点却是我们想强调的，就是必须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现代”与“原始”绝对化：或者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或者全盘保存，拒绝任何变革，或者全盘抛弃，盲目求异，以他人的标准作为自己的坐标，这都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

         重建既旧且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在紧张与安闲、进取与散淡间取得平衡

    回到我们讨论的发展目标的问题，我想到了一点，也是有些学者谈及的，就是我们在讨论社会的发展目标时，不能忽视“日常生活的层面”（参看黄平：《从‘中国特色’走向‘小康’与‘和谐’》，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6  期）。应该看到，贵州人民在创造了前述发展低水平上的三个和谐时，也形成了一种安闲、散淡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带来某种惰性，必须进行一定的改造，注入更多的活力，以适应新的建设与开发的需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对这样一种贵州老百姓长期形成的，也是历史选择的日常生活方式多有些理解与尊重，并将其转化为新的建设的精神因素。比如说，我们能不能以一种“从容坦荡的心态”来进行贵州的开发与建设，不那么急于追求高速度，以前面所说的“慢而不息”的精神，追求社会经济更为平稳的发展，在“紧张”与“安闲”，“进取”与“散淡”之间取得某种平衡，重建既对传统有所继承，又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既旧且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我看来，这也是前述老百姓“安居乐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知道老百姓总是具体的，我们所要确立的贵州的发展目标，是必须适应这一方土地的“水土”的。

         寻找发展经济的新途径：文化产业、手工业等
    谈到“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我是更没有研究，也更无发言权的。但有一个想法一直缠绕着我，尽管想不清楚也说不清楚，但这里也不妨说一说。人们一讲到经济发展，就想到乡镇工业和集约化，高科技取代人力投入的农业产业化，仿佛这是发展经济的唯一的途径。我不否认在有条件的地方，贵州也应该发展乡镇工业，实行农业产业化；但我始终怀疑，在土地与人口如此分散，以及有着喀斯特地貌特征的贵州，这样的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多大的普遍适应性，能不能试图寻找其他的发展可能性。
    这几年大家都在讨论与尝试旅游经济的发展，也在讨论非物资产品的生产即文化产业的发展，这都表明了这样的单一发展模式的突破，当然也就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最近我读了一篇《西部人文资源与西部民间文化的再生产》的文章（作者：方李莉，载《开放时代》2005年5  期），谈到了促成这样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多种力量及由此形成的多种发展形态与前景，也谈及在这样的新的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这些艺术形式背后的，与农民们的宇宙观、道德观、生命观乃至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似乎正在碎片化甚至空洞化”，这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我一直关注的，还有传统手工业在今天的西部、贵州的建设中是否还有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的问题。我经常收到一本叫《中华手工》的杂志，我也非常喜欢读，许多文章的观点都引起了我的共鸣，比如指出“现代技术创造繁荣也制造灾难。瓦解文明的威胁，不仅来自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生态破坏或资源枯竭，还来自自动化生产对人的排斥，对人性即人的文化性的否定”，这包括对人的用手的劳动的否定与对手工劳动的原创性的消解，由此提出的是“必须改变工业生产方式一统天下的格局，把手工劳动重新引入社会实践”。（参看吕品田：《为〈中华手工〉喝彩》，牟群：《手工是人类文明和人类劳动的本质》，载《中华手工》2004年创刊号）。这都是着眼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全局的。我同时考虑的是，由于贵州及西部地区手工传统的丰厚，以及家庭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方式更适合于贵州和西部地区的地理生产条件，因而它或许有更大的发展必要性和发展空间。

         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弊端

    东部单一的发展模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它是一种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的政府行为。在发展与建设中，政府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贵州与西部这样的落后地区，自上而下的组织领导与支持，尤显得必要，这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仍是在“唯一”，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运动的补充与支撑。
    这里的问题是很多的。首先是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官为民作主”的思路，而不是“人民自己作主”，也就是说没有确立普通民众在改革、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而往往看作是施惠的对象。
真正起主体作用的是政府，这就导致了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职能的混乱，一方面，该管的不管，在公共服务上失职，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时又常常采取粗暴的方式，过多地依赖经济处罚；另一方面，该放权的不放，很多需要市场本身和企业、农民自己解决的问题，政府却要下指标，定考核，干涉企业、农民生产经营，替企业、农民决策。而这样的决策由于缺乏民主参与和监督，就必然是一种长官意志，我们前面所说的头脑发热、匆忙决策所造成的难以挽回的决策错误就是这么产生的。
    更严重的后果是，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政府不能超然于市场之外，超然于经济之外，反而自身成了经济主体，这就必然为自己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把权力转化为资本（参看温铁军：《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载《开发时代》2005年6  期）。这正是许多官吏腐败而难以遏制的根本原因。这样政府是绝不可能承担调控和守夜人的责任，相反，在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政府常常站在强势集团这一边，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弱势群体实行剥夺，从而形成弱势群体与基层政府的严重对立，以至直接对抗，这也是这些年恶性事件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
    问题的另一面，就是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我们往往只注意物质贫困，而忽视或有意无意地掩盖更根本的权利贫困。权利贫困主要表现在组织权和参与、监督权的匮缺，而这两方面是相互关联的。这样的权利匮缺又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首先是在改革和建设的利益搏弈中，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不能有力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必然导致发展决策中利益关系的失衡，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谈到的决策错误的根本原因。其结果就造成了利益分配的不公正：对改革和建设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普通民众，宪法规定为国家主体的工人与农民成了利益的受损者，这就必然导致改革、建设的合法性的动摇。
    不能获得普通民众的有力支持和广泛的民间参与，又必然导致改革、建设内在动力的匮缺，而影响其持续发展。
    在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中，由于政府往往站在强势群体一边，或本身就是强势群体中的一员甚至主体，因而不能起到协调人的作用，而民众、弱势群体自身又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不可能进行有组织、有理性的协商与谈判，这样的缺乏协调、谈判机制的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激化矛盾，引发暴力冲突，从而使政府陷于两难：强力压制可能引发更大冲突，即使一时收效，也会留下更大隐患；如果失控，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而根本危及改革和建设自身。

          转变政府职能，培育民间公共空间

    我们已经说过，改革和建设中的矛盾的形成和暴露是有一个过程的，应该说经过了东部地区先行的二、三十年的实验，矛盾已经发展得相当尖锐，暴露得也很充分，作为后发者，我们就有可能在矛盾尚未尖锐，发展成危机的时候，采取预防性的措施；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对矛盾、冲突形成原因的分析和总结，来寻找一条更为健全的发展道路。基于以上的分析和总结，我认为，贵州和西部地区的改革和发展，应该在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民间公共空间这两方面，作一些更富有创造性的实验，以形成自上而下的政府发动和自下而上的民间支撑，两者相互补充、制约、促进的良性互动的格局。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获得一个更为健康的持续的发展，真正形成和发挥“后发优势”。
    这里，我想着重讨论民间公共空间的培育问题，这是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因此，我的讨论也只能是初步地提出问题。
    在我看来，首先是要培育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把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组织起来。这样的民间组织可以成为政府和民众对接的载体，发挥两个方面的职能和作用。作为民间自治组织，它可以协助政府进行广泛的民间动员、组织和参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改革和建设真正成为民众自己的事，发挥其主体作用。同时，它又是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表，参与和监督政府的决策和实施，而在发生利益冲突，出现社会危机时，可以参与谈判，既代表民众争取其合法权益，又可将群众的不满引向理性的轨道，避免政府和民众的直接的非理性的对抗，起到矛盾缓冲器的作用。
    在培育民间组织中，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就是对民间传统组织资源的利用和改造。温铁军先生在总结他们的乡村建设经验时，提出的“利用传统，走出传统；利用旧组织，发育新组织；利用旧制度，发育新制度”三句话就体现了这样的利用与改造。（参看《产业资本与乡村建设》，载《开放时代》，2005年6  期）
这些年还出现了各种形式不同背景的民间志愿者的组织，这是城市反刍农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他们给农村带来了急需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资源，更是带来了科学、民主思想，带来了新的理念，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此，应该创造条件给他们以更大的活动空间。而这些民间志愿者的组织，又应该担负协助农民组织起来的任务，他们自身也只有获得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特别是农村精英的支持，才可能在农村发挥有效的作用，并最终扎下根来。这样的城市民间志愿者组织和乡村农民的民间组织的良性互动，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间组织的格局。

            扩大人民民主和自主权

    我们已经谈到了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参与问题。本来，发展本身就有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因此，必须有所有利益相关群体的广泛参与。我们这里特别强调普通老百姓，弱势群体的直接参与，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容易被忽视，或“被代表”。我们前面讲到的印度喀拉拉邦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所有村民参与管理。而最关键的环节，是在左翼政党执政的条件下，政府把20%的财政资金交给基层，由老百姓经过讨论，决策如何使用，所有的当地的建设项目都需要由老百姓自己投票决定。有了这样的资金、资源分配的决定权，所谓“村民自治”才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和保证。如一些学者所说，这对中国推行的农村改革和建设是一个可以借鉴的资源（《探讨另类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印度乡村建设交流会摘要》，载《博览群书》2004年1  期）。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我们至少先要在政策制定的所有环节，从决策到实施，都加大利益相关群体，特别弱势群体、老百姓的参与和监督力度，这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实验空间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建设开发中扩大人民民主和自主权的问题。它必然要引起利益关系的变化，所遇到的阻力是可以想见的；同时也会涉及体制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并且会对传统观念和思维，以至管理方式形成冲击。比如我们的许多干部已经习惯于高度集权体制下的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这样的民众对决策的民主参与和监督，自然会觉得麻烦，不够简捷痛快。其实我们前面讲“步子要慢”，其中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强调要适应民主决策的“慢”。

（三） 把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今天上午的讲话中，我已经有所论及，以后还准备找机会来详细讨论。（按：后来我有一个《我的西部农村教育的理念和理想》的讲话，可参看）这里，就只讲一个题目。

                  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

    我们讲“西部建设中的教育”，是包括两个部分的，即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体系中的民众教育。前者人们谈得很多，后者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与我们另一个认识有关的：讲到落后和贫困，人们首先注意的是“物质贫困”，这也有道理，因为温饱问题具有更大的迫切性；但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如果忽视“权利贫困”就会有很大问题；其实还有一个“精神贫困”，是更加忽视不得的。而且这三大贫困是有内在联系，相互影响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精神贫困是带有更根本性的，因为它涉及“人”的精神与素养。  

                   最根本的是人的建设

    我们讲贵州、西部建设，首先是“贵州人”、“西部人”的建设，是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人的精神、素养，其中的关键就是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育是决定和制约贵州和西部地区的长远的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贵州和西部地区的落后，最基本的就是教育的落后；东、西部的差距，最基本的也是教育的差距。而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慢”，它不能立竿见影，无法收一时之效，是“慢功出细活”，所谓“百年树人”，是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潜移默化，才显成效，但教育的作用又是最根本，影响最为深远的。我们讲“开始要早，步子要慢”，其中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指必须紧紧抓住教育这样的百年大业，要有紧迫感，一点也耽搁不得，所以“开始要早”；但教育又是一个“慢的艺术”，性急不得，因此“步子要慢”。

            办教育，是我们这一代能够为子孙后代做的最大的善事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应该把教育（学校教育与民众教育）放在贵州和西部建设中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地位，给予更多的投入，从现在开始，毫不动摇、毫不放松地抓它十数年，数十年，使贵州和西部教育面貌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使贵州和西部老百姓与年轻一代的精神和素养有一个根本的提高，“根深而本固”，就为贵州、西部地区的健康而持续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才是功德无量，是我们这一代人为子孙后代应该做、也能够做的大事，好事，善事。

          着力解决物质、权利和精神的三大贫困，使农民成为“现代公民”    

    最后还要为民众、农民教育再说几句。在我看来，解决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的“物质贫困”与“权利贫困”、“精神贫困”问题，当然主要是要解决观念与体制的问题，但民众、农民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环节。我设想，这样的民众、农民教育应该包括如下内容与目标：通过文化卫生教育，现代科技（农业科技，网络、信息等）教育，环保教育，现代经营教育，提高民众、农民的自主发展生产、经营的意识与能力；通过公民教育，法律教育，地方文化教育，公共管理教育，培育民众、农民的参与民主管理，实行村民自治的意识与能力。而最终的目标是使民众、农民成为“现代公民”，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自由人”。毫无疑问，这样的民众、农民教育，是需要城市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的，这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和民众、农民的新的结合。应该看到，这也是一个双向的运动，它不仅对民众、农民的精神素养，对农村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也会反过来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及知识生产，产生深远影响。
    以上所说，都是遐想，不过是一个关心贵州和西部发展的人的个人思考，当然也吸取了许多引起共鸣的专家的意见。坦白说，已经郁结了许久，现在说出来，顿时有轻松之感。就凭这点，也应该感谢诸位有耐心听完我的书生之言。

                        2006年4  月7  日——12日整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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