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者角度谈《林海雪原》与“历史真实”

               [内容提要]：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在1950年代，为了达致“怀念战友” 的“崇高”写作目的，与读者订立了“事实契约”；而到了1980年代，又主动与读者重新订立“虚构契约”，并道出写作的个人动因。第二部分指出，两个契约的不同，可以动摇长期以来《林海雪原》是根据作者本人经历写成的成说；作者是一个自觉的“讲故事的人”，《林海雪原》的成功得益于作者使用了最为通俗的“讲故事”手段。第三部分指出，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契约，可以视作小说的“副文本”，比照这两类契约，能够看到作者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场合，对同一“历史对象”的叙述存在差异，由此，分析作者叙述的“策略性”以及对“真实历史”的理解力，初步揭示作者取舍进退的委曲婉转。

 契约的订立与解除
    1957年11月9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曲波的创作谈《关于〈林海雪原〉》，此时，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初版本面世不到两个月，正在引起读者的注意。曲波在文章中陈述自己写作小说的动力来源于，“让杨子荣等同志的名字永垂不朽，传给劳动人民，传给子孙历代”。《林海雪原》的编辑龙世辉也在稍后一点的文章里再次提及作者“写这部作品的唯一的动机就是为了怀念自己的战友”。作者的声明加上编辑的旁证，小说《林海雪原》的写作动机就被固定了下来，是一部“怀念”之作。在1957年的语境中，这一表述为批评家和读者共同接受。曲波的“怀念”当中，夹杂着一种负疚感，特别是当战友牺牲的阴影织进他个人幸福生活“日常享受”中时：
    “我的宿舍是这样温暖舒适，贤妻幼子俱全，这一切，杨子荣同志和高波同志没有看到，更没有享到，他们正是为了我们今天所享受的这些，度过了艰苦的年月，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曲波认为，死去的战友是“今天幸福生活”的缔造者，和自己一样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也是享受着无数象杨子荣、高波这样烈士的牺牲和奉献的，因此，他们也理应记住这些烈士，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于是，写作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党和祖国的这些好儿子，这样光辉的事迹，我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更广泛的公诸于世呢？” “公诸于世”，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们知道他们的事迹，缅怀他们，曲波长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不满足于“只有我一张口”来讲述战友们的英雄事迹，而要将口头表达转化为书面叙事，利用纸质媒介更为广泛的传播力，建立起一座流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为战友们树碑立传。——从空间上说，小说把曲波局限于工厂内的宣讲范围拓展到了全国，从时间上说，它甚至可以是“永恒”的，因为凝定为书本的小说只要被阅读，人物就重新回到阅读当下的生活中。
    早在1949年就有批评家呼吁“就我们三十年的革命斗争的各个方面，编写各种文艺作品、历史演义，”哪怕“做得比较粗糙”，还象是“比较生动的历史记录”，“对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益处也很大的。”1959年，批评家们仍然强调要 “通过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把“在民主革命时期党所领导的坚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在文学作品中充分反映出来，以“填补”文学史上的“空白”，这一任务被看作是“责无旁贷”的。其意义在于帮助“今天生活在和平的日子的人”，“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提高他们的革命警惕性和阶级觉悟，激励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艰苦奋斗的决心。” 曲波1957年自述的“怀念战友”，为他们树碑立传、教育人民的写作动机与1950年代文学思潮的主流要求基本是一致的。为了达致“怀念战友”——“树碑立传”的写作目的，小说出版之后的“事实契约”是完全必要的，由此，才能将小说（虚构的）人物“历史化”，使之成为历史人物。《林海雪原》以第三人称写就，一般来说，读者并不容易产生“似真性”的幻觉，但作者如果在小说之外，任何具有“订立契约”意味的文本中，把小说当作“事实”来介绍，则读者就有可能把小说内容当作事实，把小说当作传记来读。应当说，曲波在1957、1958年写的多篇文章，确实给读者造成了这样的读“传记”的心理预期，如果再联系一下中国渊远流长的史传文学传统，以及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等长篇小说多以真实人名写成的状况，那么，这种“事实契约”是很容易被读者接受的。在1957年9月初版的《林海雪原》扉页上，由曲波将作品题献给以真实姓名出现的战友“杨子荣、高波”；随后，作者在创作谈中，又明确表示小说只是在“事实基础上”，“加了一点综合剪辑和塑造”。乃至于1958年为《中国青年》等杂志“读者来信”专栏回答青少年朋友的提问，都用引证“日记”这样的形式来向读者表明小说的“真实性”。 1957年《人民文学》刊发由小说几个章节合成的《奇袭虎狼窝》，在编者按中介绍《林海雪原》为曲波“根据自己过去的一段亲身经历”写成的长篇小说，以后，在小说出版的“内容说明”中则侧重介绍了“真实”的“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作者和编辑（出版者）共同来与读者订立“事实契约”，从最粗浅的层面说，是为了“教育读者”，这和当时全国普遍开展的“革命回忆录”的写作是合拍的。应该说，五十年代作者与读者订立的“事实契约”是很成功的，按照作者、小说编辑提供的思路，宣传机构也以“真实”的形式来宣传书中人物。以至到1960年代初期，就有人指出《林海雪原》“引用了不少真的人名，真的地名，容易使人当成一本革命回忆录式的作品来看；有些人名虽然更换了一两个字，但是经过各种场合的宣传、推荐，也同样造成了真人真事的印象”。直到20世纪末《林海雪原》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的说法一直为权威教科书所延用。
    1980年代，曲波却主动与读者解除“事实契约”，而重新订立“虚构契约”。曲波称“文学源于现实生活，但比现实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具有概括性”是“文学的基本常识”，他用“集中”、“概括”、“理想化”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创作。根据曲波1980年代的说法，构成小说基本情节脉络的四个战斗故事：奇袭虎狼窝（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绥芬草原大周旋、大战四方台，是他“采取了聚而歼之的概括”，即把自己当时所在的牡丹江军区二团打过的72次战斗“概括为四战，集中塑造了几个人物”，曲波承认，四次战斗的地点“不但威虎山的名字过去没有，奶头山、四方台的名字过去也没有，那都是我的艺术创作”。而战斗故事内容本身也都是作者的“创作”，《林海雪原》中广为流传，后来被统称为“智取威虎山”的那一组故事，“是我概括了十几次战斗集于此战”，包括“里应外合智取之险战”、“以少胜多的奇战”、“远距离奔袭之苦战”、“顺综急击之巧战”等等。“‘舌战小炉匠’是我对英雄人物创作的理想化；威风的滑雪飞山是我渴望我军能有此本领，更是我理想化的创作”。 曲波解除“事实契约”而订立“虚构契约”，有很具体的原因，容后再谈。但他的“虚构契约”，指出了《林海雪原》的虚构性，这一点应该是很明确的。
    曲波写作除了“怀念战友”的“公共目标”以外，还有抒写“卑中情”的个人原因。这也是在1980年代小说发表24年之后，才首次向世人公布的。作者不能过分地谈论自己，与世皆然。菲力浦·勒热纳提到，自传作者都会声明“写作是出于为他人着想，”“出于义务感”，自己的传记能够提供科学的资料、人道的资料和伦理的资料，自传有意义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某个团体，某个社会阶层，某代人或某种性格”。曲波在1950年代订立的“事实契约”中，重点强调自己的写作出于“责任感”和“负疚感”，而且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这一阶层（群体）的典型来“刻划”的。这是在强调自己写作方面的社会动因，为他人提供资料，为某个群体代言。勒热纳指出，强调了为他人着想之后，作者就可以为自己的写作寻找某些个人的动机，“找到自己一生所隐藏的意义，为将来总结出一条生活之道，从而为自己定位。”1980年代初期，“怀念战友”的写作动机已成定论，杨子荣的名字也已深入千家万户。当此之时，曲波提到写作的个人感情原因已经不可能象在1950年代的语境中招致“个人主义”的诟病：
    ……后来因在一次工业会上我发表了对一长制的不同意见，触怒了主持会议的高岗，我碰了大钉子，就调到北京工作了。当时，很苦恼，七情除喜外，六情都有。每逢佳节倍思亲，回忆当年，回到战争年代，津津有味。我想我能不能写一本书呢？开始我觉得咱没那个本事，后又想，是不是可以较量较量。于是下决心干，……再加上当时心怀不通，只有一路通，如写不好，誓不罢休。我从事文学创作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
    对“心怀不通”的曲波来说，当1955年他开始动笔写《林海雪原》时，内心郁结着当时无以言说的“怀才不遇”的“卑中情”， 这一感情的强烈程度不亚于对战友的怀念之情。十多年前牺牲的那些 “勇猛之极，坚贞之极，心灵淳良之极”的战友，自己与他们在生死线上结下的单纯、亲密的友情；尤其身为屡获胜战的青年指挥官的自豪感，于现实挫折与不平中，更闪耀着诱人的底色，在写作中再度充溢心间，因此，在小说中曲波在自我的投射物--少剑波身上，寄予了很大的珍爱、赞美之情。
无论是个人原因还是公共原因，首要的都是要使读者见到并喜爱作品。因此，让读者喜爱作品，对曲波的写作设计是至关重要的。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从小说后来畅销的情况来看，曲波的定位是准确的。当然，他的定位并不具备非常明确的理论自觉，而是他少年“听故事”的经历和壮年“讲故事”积累的经验，成为他写作信心的来源。
 

“讲故事的人”
    应该说曲波具有“讲故事”的天分，在成为作家之前，他就能把《三国》、《水浒》、《说岳全传》“象说评词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能够背诵”。1950年代的曲波，由部队转业到地方，任齐齐哈尔某厂的党委书记，在现实生活中就常常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经常要对工人进行传统教育，”“ 鼓舞群众为事业而奋斗” ，此时他“都有意识地讲讲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故事，”而“考其效果，收效不少。” “讲故事”的经历给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清楚地知道“按照本来的事实”，就会“讲得拉杂无章”；而如果进行“综合、概括、精练”，则可能“讲得骨架完整了些”；“效果最大”的“讲故事”方式，则是“泛起我内心的情感，加以理想化的塑造”。所谓“内心情感”、“理想化”，实际就是听凭感情的支配，把原有的一点事迹添油加醋，或者“无中生有”，制造出“故事”来。这些总结经验的话虽然是在1980年代讲的，但我们至少从这些话中能够确认曲波1950年代是讲故事的，而且有讲故事的自觉。
曲波在《林海雪原》中“讲故事”的成功得到了当时权威批评家侯金镜等人的肯定：“我们不能不钦佩作者讲故事的能力，每一个战斗都有不同的打法，每一个英雄战士都有自己不同的遭遇和行动。”他们主要从技术角度来肯定作者“讲故事”的能力。所谓“讲故事的能力”，一是指作者能将故事情节讲（写）得“奇峰凸起”、“变化万端”；二是故事布局不但能够“几个主要战斗故事当中交错着许多小故事”，还能有闲笔“花开三朵各表一枝”；三是作者的语言能力，“注意口语化”，“注意语言在表现人物的性格身份时的确切性”。 他们把曲波“讲故事的能力”、“语言的能力”归结为向“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学习、对“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做认真研究的结果，甚至直接点明“作者向《水浒传》、《三国演义》去吸取东西”。根据曲波的自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更具文人色彩的“古典小说”对他的影响并不大，倒是阅读《说岳全传》、《三国演义》、《水浒》这三部“古典小说”，并通过民间说书（评词）、民间戏曲的反复讲述、演述而使曲波受到生动、深刻而未必自觉的熏炙，真正塑造了他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习惯。
一位美国学者认为，“所有文化产品都包括两种因素的混合物：传统手法与创造。””传统手法“是指“创作者和观众事先都知道的因素”，“包括最受喜爱的情节、定型的人物、大家都知道的观点、众所周知的暗喻和其他语言手段，等等。”上述侯金镜等评论家所指称的曲波“讲故事的能力”都可以归结为“传统手法”；另外，小说当中最成功的故事当属杨子荣“智取威虎山”，这一组故事可以明显地找到“最受喜爱的情节、定型的人物、众所周知的暗喻”等“传统手法”，
    杨子荣最为人所传诵的几个故事如上山打虎，与栾平在坐山雕面前短兵相接，唇枪舌战等，这些可以看作《水浒》中武松打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移用。《林海雪原》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传统手法”的成功使用，同时，小说的人物身份却是全新的，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全新的人物身份来演绎“传统”的故事，这就是小说的“创造”所在。尽管作者的“思想政治水平”在批评家们看来还有不少缺陷，但人物毕竟在讲着一套全新的，属于共产党“人民军队”的话语，新思想搭配旧故事手法，引读者进入故事的同时，也部分地接受新思想，这是《林海雪原》的“创造”所在，也是当时的批评权威们能充分肯定小说的根本原因。正如何其芳所言《林海雪原》“它是可以代替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的”。
    既然是“讲故事”，就自有“讲故事”的规则。
    曲波给群众作报告、写作长篇小说，其“宣传英雄”、“对群众进行精神武装”的思想教育（道德训育）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这使我们可以借用本雅明有关“讲故事”的一些说法。本雅明认为，讲故事是一种工匠式交流方式，是一种“手艺”，讲故事取材于经验，并通过口传心授，使之成为听故事的人的经验。由于讲故事的人总是要给听众提供实际的建议，尤其是道德教训。因此，故事的内容就应当相对简单、集中，才可能有效地传达故事的道德内核。《林海雪原》以“敌恶我善”、“敌愚我敏”等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模式来设置情节、塑造人物，就是为了达到“赞颂解放军”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点，也恰如弗莱在研究欧洲浪漫故事时所指出的，这些故事中“人物性格的细腻和复杂并不怎么受欢迎。人物不是站在追寻的一边，就是站在敌对的一边。如果人物支持追寻，他们则被理想化为简单的勇敢和纯洁。倘若他们阻碍追寻，他们则被漫画化为简单的邪恶和怯懦的小人。因此浪漫故事中每个典型人物都有其道德上的反对者与之对立。”因此，《林海雪原》当中的“二元对立”模式，不仅是“革命历史小说”特有的，由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历史所决定的两军对垒的思维模式，也是“故事”本身的基本模式。

  历史与“真实”

    ……因此，我们对历史结构和程序的理解更多地由我们在表述时省略的东西来决定，而不是由我们放进历史结构和程序中的东西来决定。正是这种为了构成综合故事而保留某些事实同时排除其他事实的能力使得历史学家表现出他的策略性和理解力。任何一组历史事实系列的“总和谐性”，就是故事的和谐性。要取得这种和谐性就必须按照故事模式的要求来剪裁“事实”。
    这是“新历史主义”中坚力量海登·怀特在谈论历史叙述的文学虚构性质时指出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删减，表现了他的策略性和理解力。曲波不是历史学家，而且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指出了“小说根据作者真实经历写成”这一说法的不可靠，并在第二部分谈到了曲波写作的“讲故事”的设计和追求，因此，谈论历史真实与小说的关系，似乎显得有些多余。但《林海雪原》毕竟和纯粹虚构的小说有所不同。从大的历史背景上说，1946年至1947年中共领导的军队确实在东北进行过剿匪，而曲波本人及小说中使用了真实姓名的杨子荣、高波等都身历其战，这段“战斗历史”是作者“编故事”（想象）的出发点。纯正的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省略来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结构和程序的理解，而作为“讲故事的人”的小说作者，他可以通过删减也可以通过添加来体现他的“策略性”和“理解力”。作者在1950年代和读者订立的“事实契约”以及1980年代重订的“虚构契约”，可以看作小说的“副文本”，这些文章对小说的背景、人物作出解释，我们今天仍然无法确定作者在哪个场合或者在哪个时段所叙述的历史更接近“真实”，我们只能就其对同一历史对象的叙述差异，来分析作者个人的“策略性”和“理解力”。
    先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说起，主要指他对“国民党匪帮”的政治定性。在小说中被置于“恶”、“丑”、“奸”一方的“国民党匪帮”，曲波对他们政治上的“反动”具有明确的判断，他并且将抽象的阶级对立内涵，转化为具体的对国家的“忠”与“奸”的对立。在1958年的文章中，蒋介石被他称作“中国人民的死敌、卖国害民的大盗”，国民党军队被说成在八年“抗战中一弹未发”，且在抗战胜利后，“向我党领导下艰苦抗战英勇奋战八年的解放区军民展开了疯狂的进攻。”而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展开的“爱国保田的解放战争。1999年11月，当笔者首次拜访曲波，他开门见山，谈的就是“《林海雪原》坐落在怎样的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下”，基本观点和1957、58年一致，足见他对这一“政治前提”的重视。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的观点，在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极为普及，仰赖于此，曲波义正辞严地把国民党军队贬入“不忠不义”的阵营，在《林海雪原》一书中，“伪满官吏”、土匪、国民党官员的外延经常重叠，三者同是卖国的民族罪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曲波本人和笔者的交谈中，这种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的单一性判断基本延续下来，似乎他对历史的“理解力”在这一点上是前后一致的。但是笔者偶然在人艺看到的材料却改变了这一定见。
    1958年4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请曲波来谈话，在介绍土匪时，曲波说“土匪外形并不都狰狞，杀人不眨眼”，而是“慷慨好义够朋友，嫉妒心很强”。他们“有组织”，“有清规戒律”，“ 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远处干回来周济穷人”。甚至还赞扬他们“射击技术非常好”，而我军1946年剿匪“平均六十发子弹打死一敌人”。 谈到土匪与家人的关系时，也充满了感情色彩，“土匪老婆多半是很善良的妇女。土匪对母亲孝顺，对孩子也很爱，就这手母亲管不了他。”对土匪最负面的评价就是“弄到钱大吃大赌大吸”。这与他在报刊上所谈，在小说里所描写，土匪“垂死挣扎”、“凶狂残忍”，“所到村屯烧光杀净”，  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也许两种意义上的土匪曲波都见识过，也许在土匪身上也有其多面性，这些都无法确定，有趣的是在同一时间段，不同场合，曲波对同一历史对象的叙述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作为副文本的那些文章，要继续强调政治正确。而在人艺与演员交谈时，情况可能有所不同。该剧导演是焦菊隐，当时正热衷于把“斯坦尼”体系中国化，斯氏体系讲求“内心体验”，对小说中显而易见的“故事化”自然也“脸谱化”的土匪形象，焦菊隐可能会有异议。谈话过程中，导演和演员也许会提出问题来让曲波对土匪进行更为生动的描述，以利各人的“体验”，这种诱导式的询问，引发了曲波的话匣子，由此讲述了比小说中富于人情，颇带些侠风义气的土匪故事。但这样的土匪形象，既与主导思潮不合，也难以在“讲故事”的简单二元对立框架中操作，因此写作中便舍弃不用，这是他写作时候取舍进退的考虑之一种，也可以说具有一定的“策略性”。他对同一历史对象的“理解力”并没有变化，但他的表述却因场合和需要有很大的差异。

    在1950年代，作者强调的是小说描写与“历史”的等同，强调的是小说的“真实”。 事迹、人物、地点都是按照真实的情况来介绍的。这是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谈到的作者为达致怀念战友的目的，而与读者订立“事实契约”的需要使然。在“副文本”中，作者做的经常是加法，把在小说中不曾表现的，在副文本中予以说明，其中最丰富的是关于杨子荣“内心世界”的补充。在小说中，杨子荣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稍微有些“政策性”的话语都掌控在“田副司令员”或少剑波等中高级领导口中；或者，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作者在写作小说时，对杨子荣的思想水平并没有太高的安排。在正式出版的小说中对杨子荣的才能有这样的概括：“（正是）这股聪明劲儿，再加上勇敢和精细，他才在侦察工作中完成过无数的惊人的业迹。”在作者描述了杨子荣的悲惨身世后，还有一段话表现了杨子荣将“仇人”的概念由个别推向整体，抽象化、普泛化的能力：“他咀嚼着，想着，他的心已奔向仇人，这仇人的概念，在杨子荣的脑子里，已经不是一个杨大头，而是所有压迫、剥削穷苦人的人。他们是旧社会制造穷困苦难的罪魁祸首，这些孽种要在我们手里，革命战士手里，把他们斩尽灭绝。”
    这两段话，前者简要地指出杨子荣的才能与他的业绩之间的密切关系，后者则体现了杨子荣将“私仇”转化成“公仇”，由私人恩怨提升成阶级对立的思想过程。这两段多少有点概括力与抽象性的话，是编辑所加。曲波在原稿中把参加革命前的杨子荣设计成一个苦大仇深、甚至有些窝囊的人（父亲被地主折磨致死，接着母亲“哭死”，妹妹被拐卖，杨子荣流落他乡），当然同时又聪明能说会道，（“能讲古道今，他冬天象盆火，夏天象个大凉棚，谁都喜欢他”）。 本文第二节曾经谈到了曲波的“文学资源”，如他自己所说，《说岳全传》给了他爱国主义的启蒙，《水浒传》激发他的“杀富济贫”的热情，“爱国主义”和“杀富济贫”在曲波那里是最为自然的情感，因此，当他按照“传统手法”讲故事的时候，就很容易进入“报仇雪恨”这一叙述模式中。在他的原稿中，杨子荣参加革命，个人大仇也得报，两者相得益彰。但确实丝毫没有提到个人私仇转化成公仇的过程。可以肯定，在曲波写作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必须强调杨子荣的“公仇”，而只注意他个人的不幸。
    但曲波毕竟是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因此，当编辑把私仇提升为公仇时，是能为他所接受的，甚至他可能会为自己没有在小说原稿中达到这一“思想水平”而感到遗憾。1958年，当他在《中国青年》杂志第10期上发表文章答读者问时，就特意讲述了一段党支部（曲波是连队指导员） 如何对杨子荣“进行教育”，帮助他“把个人私仇提高到阶级公仇的地步上去”的故事。在不知情的读者那里，会把这一“副文本”提供的故事当作小说的有效补充来看，曲波的目的也就在此。但实际上“私仇”到“公仇”的提高是编辑所为，是在编辑“出思想”之后，曲波虚构了“真实的材料”来演绎编辑提出的这一思想。这使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历史真实”的态度，“实有”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
    同一篇文章中，曲波转述了杨子荣自述，在座山雕匪窟与栾平相遇时，最初“也不免一阵僵了神，手握两把汗，全身像麻木了一样”。但“立即清醒过来”，在“党和阶级最需要的时候”，“用全部力量保护和实现消灭匪巢的计划”。这又是以“真实”的方式来再现杨子荣和栾平相遇时的紧张与勇敢；而到了1987年，曲波却说“‘舌战小炉匠’是我的理想化的创作”，1999年笔者访问曲波时，他说得更明确“杨子荣不能遇上小炉匠”，遇上就是“军事指挥失误”。他说，小炉匠的原型在抓到的时候就被枪毙了，但在写作的时候，自己设想“能不能更惊险一点，能不能让栾平上山去”，因为“杨子荣的特点是大智大勇，在智慧的指挥下更加勇敢”。于是才兴致勃勃地描写了杨子荣和栾平在座山雕面前斗智斗勇，最后置之死地的过程。
按照作者1980年代的说法，杨子荣可能是“实有其人，并无其事”，更进一步，在1950年代作者言之凿凿“实有其人”，而到1980年代则变成了“并无其人”的，是白茹。
    关于白茹这一人物，1950年代，统一于“事实契约”的需要，曲波坚持“小分队当时确实有这么个人”。 到1980年代之后，作者在私下的谈话中已经把白茹推为虚构人物，2000年更直接表明“恶劣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带女兵作战”。1950年代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几乎看不到关于白茹的“副文本”，而2000年的说明倒颇为详细，我们不妨由此入手：
    在茫茫的林海中，我们面对的是极其凶残的敌人，恶劣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小分队带女兵作战。为什么我要写一个女卫生员呢？我想，我们的战争是为了和平，在森林里除了大雪就是野兽和土匪，单纯地记叙这些觉得太冷酷了、太单调了。所以我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小白鸽”。鸽子象征着和平，象征着我们今天的战争是为了明天的和平。
    按照曲波在2000年的说法，设计白茹这个人物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考虑，鸽子象征和平，设计一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白茹，表达共产党人“战争为了和平”的思想；二是“讲故事”方面功能性的考虑，用小白鸽的活泼、美丽，可以冲淡战争的恐怖气氛，避免故事的单调。白茹除了作为少剑波的“歌颂者”、“崇拜者”出现以外，她还是整个战争丑陋、血腥的对立面，以一个护士的身份，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考诸《林海雪原》小说文本，曲波的说法大致可以成立。《林海雪原》每个主要人物都通过某一故事来确立自己在小说中的地位，在《小白鸽彻夜施医术》这一章当中，白茹从一个“解放军医护人员”的角度来看，有出色表现，她的医疗经验有效地防止了战士们的冻伤；由白茹带出的两个民间传说故事，都使白茹从现实的层面说起到活跃气氛，调剂趣味的作用；而从超现实的层面说，则是增加了小说的“传奇”色彩——民间传说本身就具有这种“幻想性”。
    和对土匪的认识一样，曲波对杨子荣和白茹的“理解力”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无甚区别，虽然他有时会根据“政治正确”的需要，不惜编造出“事实”来，但他对杨子荣品质的基本概括前后几乎一致。1950年代，曲波对人艺《智取威虎山》剧组描述的杨子荣是“朴素、深厚、勇猛、机智、仁义。外形特点象农民，但谈起话来很精明，眼睛非常明亮。”1980年代，杨子荣的“自然仪表和气质”被描述为“魁梧的身材，威风凛凛的眼神，坚定的神采”，是一个“浑身是胆，智多谋广的侦察奇才”。两次叙述，突出的都是“智”和“勇”。而白茹，由上引两条看，曲波在人艺演员和批评家侯金镜面前，都“信誓旦旦”地强调小分队当时“实有其人”。而在2000年则公开表示不可能带女兵作战。2000年追加的关于设计白茹的两点考虑，考诸文本大致可以成立，也可以说，作者的“理解力”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可能会根据批评有所丰富），那么，人物“历史”中存在的“实有”与“虚无”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则当出于作者的“策略性”考虑。
1950年代，作者为了达到“怀念战友”，为其树碑立传、传之久远的目的，与读者订立了“事实契约”，把书中其人其事都说成是“实有”；而1980年代，作者与读者解除“事实契约”而订立“虚构契约”，又把人物其人其事推向“虚无”。这样的“出尔反尔”，我们称之为作者历史叙述的策略性。其实1980年代的订立“虚构契约”，作者多少有些被迫和无奈，是为了应对来自战友的“发露”，以维护小说的合法性。1986年11月16日《黑龙江日报》刊登访问记《“203”首长话当年》，曲波当年的战友连城接受采访，自称是《林海雪原》中“203首长”的原型，在回答记者关于《林海雪原》的描写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提问时，连城基本上都予以否定，这些问题包括“有威虎山这个地方吗？智取威虎山的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当时座山雕是有九群二十七地堡吗？杨子荣一定是个很出色的人物吧”等等。连城否定座山雕有九群二十七地堡，指出“抓座山雕时，是从地窖子里抓出来的。”他还把杨子荣的外表形容为“稀稀拉拉”，肯定其“脑子相当聪明”，也指出“舌战小炉匠那段情节是后加上去的”。曲波对这篇访问记的反应很强烈，先是在《文艺报》上声明《〈林海雪原〉不是为某人立的传》，随后又撰文仔细应对，这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虚构契约”——《从〈203首长话当年〉说起》。曲波没有推翻连城的说法，而是试图解释小说何以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正如我们在第一节已经提到的，曲波用“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综合、集中、概括，使之更具典型性，更有代表性”这样一些“文学的基本常识”来为自己的“无中生有”辩护。这里有不同年代文学观念变化的结果，也关涉到身份转换的问题。
    在1950年代，小说的批评者主要是军队生活（尤其是东北剿匪生活）的圈外人，作者在身份上有优越性，作为“剿匪战斗”的亲历者，曲波坚持小说当中的一切描写都是实有，批评者也就无从对质；而1980年代曲波面对的是自己的战友，对方也是“历史事实”的见证者，对方指为“伪”的，曲波就很难再坚持。关于“历史真实”的诘难始自1961年，抗日联军时代就在东北的解放军干部冯仲云指“《林海雪原》整个故事是虚构的，并且脱离了当时的现实情况，在军事上也是传奇性，武侠式，不真实的。”冯仲云还具体指出了《林海雪原》作为一部给人“真人真事”印象的小说，其中掠人之美的地方——“歼灭以谢文东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土匪这个历史事实”，“主要是三五九旅配合牡丹江军区和合江军区的广大军民”所为，而“不是象《林海雪原》所描写的”，是少剑波领导小分队完成的；以及具体描写上的出入，“书中写的地理形势完全不符合当地情况”，小说“对地理和地形的描写夸张到脱离了现实，这是不应该的。”冯仲云的观点曾经在《北京日报》引发了长达数月的讨论，讨论最后以李希凡的文章《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结束。李希凡在文章中为曲波作了辩护，并以《林海雪原》“艺术的真实”区别于冯仲云可能“也曾经历过、了解到的”“历史生活的真实”，指出“艺术真实”“以虚构作为它的灵魂”。比照曲波1987年的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观点——即小说的“概括、提炼”等说法，都得自李希凡当年的总结文章。可能曲波也是在这次讨论中才被“启蒙”，懂得了文学之为虚构。之前他的文学观念和普通中国老百姓一样是虚实掺半的，据曲波自述，少年时代他把“讲史”的小说、说书都信以为真，“对书中之英雄人物，我个个信以为真，并不懂什么典型塑造，因而万分崇拜、敬仰他们的精神，到了与天地星斗同辉的境地”。 在1950年代曲波的小说刚刚发表的时候，他的身份转换还没有完成，从读者的角度来想象，总以为小说越“真”越有吸引力，因此，极力强调其“真”；而1980年代，则不愿意被“不相干”的人掠美，利用小说的“真实性”来对号入座。这是从曲波个人的角度来作出的解释。
    但从历史整个状况来看，“事实契约”的订立是作者和编辑、出版者的“合谋”，甚至连权威批评家的批评文章中也经常引述曲波的“副文本”，把小说人物事迹当作“实有”。“事实契约”的声势是很浩大的，而且如我们在第一节已经指出的，其订立是很成功，而且深入人心的，与其他“革命历史小说”一起，共同完成对“革命历史”的重述，并塑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崭新形象；而1980年代的“虚构契约”，只是作者个人所为，刊登“虚构契约”的杂志是《中国法制文学》，而非当时重要的文学刊物，就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边缘性。实际上，一旦《林海雪原》被“事实契约”所限定，此后关于《林海雪原》的争论都会被当成“逸闻”，而不可能再成为“严肃”的问题。我们说作者有关小说的叙述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时段有很大差异，我们分析了他具体情况下的“策略性”，其实作者并没有多少复杂的设计（当然他对人性的理解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相反的，我们倒看出了作为进入共和国体制（革命军人兼革命作家）的作者本人的被动和无奈，当涉及政治正确时他的屈从，当涉及个人与历史复杂关系时他的委曲求全，对新的文学观念的被迫接受以及化为己有的艰难。

尾注：
（1）（4）（5）（9）（22）（39）曲波：《关于〈林海雪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11月 9日。
（2）龙世辉：《〈林海雪原〉的人物刻划及其他》，载《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
（3） 曲波的自述得到了理论权威的首肯，在分析作品的感情何以“坚实而充沛”时，侯金镜表扬了曲波：“曲波又谈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不是为了什么其他目的，譬如利用过去的一点生活本钱，企图通过文学写作来赚到名誉地位的利息等等。……这个题词并无矫饰或炫耀之意。……是在这样一种责任感下面，曲波才把小分队的斗争写成书的。”（参看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载《文艺报》，1958年第3期。）
（6）陈涌：《孔厥创作的道路》，载《人民文学》，1949年创刊号。
（7）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建国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载《文艺报》，1959年第19期。
（8）本文使用的“事实契约”和“虚构契约”两个概念，是受法国菲力浦·勒热讷的“自传契约”这一说法的启示，在《自传契约》一书中，他把作者的以下几项写作都划入自传契约的范畴：“在书名中，在‘请予刊登’中，在献词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在成为俗套的前言中，但有时也在一个结论性的注解中（纪德），甚至在出版时所接受的采访中（萨特），但这一声明是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参看[法]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14-15页，杨国政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0月。）笔者认为，以第三人称写就的小说，作者如果在小说以外的有关文章中（包括勒热讷提到的所有这些形式）也强调了作品的“真实性”，那么，同样也是在和读者订立契约，可称之为“事实契约”，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事实契约”这一概念。
（10）参看1958年第10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曲波答读者来信的文章《机智和勇敢从何而来》。
（11）从50年代60年代的报刊杂志上，我们确实能找到把小说中的人物当作“真人真事”进行宣传的例子：
    1959年6月26日的《黑龙江日报》第三版，在“革命回忆录”这一栏目下，刊登了一篇题为《忆侦察英雄杨子荣》的文章，文章由孙大德口述，啸海记录，“编者按”中指出“孙大德同志即小说《林海雪原》中的侦察员孙达德。下面发表的是他对于《林海雪原》中的侦察英雄杨子荣同志的回忆。”报纸的编者显然把生活中的孙大德、杨子荣完全等同于小说中的同名人物了。
（12）金童：《也谈文学的真实》，载《北京日报》，1961年5月27日。
（13）《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还沿用这一观点，参看该书第64页，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14）沙林：《〈林海雪原〉不是为某人立的传——访曲波》，载《文艺报》，1987年3月14日。
（15）（16）（17）（48）《从〈二0三首长话当年〉谈起》，载《中国法制文学》1987年第4期，曲波口述，秋风记录整理。
（18） 菲力浦·勒热纳：《自传契约》，78-79页。
（19）菲力浦·勒热纳：《自传契约》，79页。
（20）（23）曲波：《我是怎样写〈林海雪原〉的》，载《山东文学》，1981年第10期。
（21）这是1999年11月9日，曲波和笔者谈起杨子荣、高波等牺牲了的战友时所用的评语。
（24）（25）（26）（50）曲波：《卑中情——我的第一篇小说〈林海雪原〉》，《山西文学》，1983年第6期。
（27）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载《文艺报》，1958年第3期。王燎荧在分析作者写作成功的原因时，也提到“作者编造故事的才能”。见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载《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28）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
（29）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另外，何其芳说：“作者一定很得力于我国的古典小说，因为从其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学习古典小说的写法的痕迹。”王燎荧说：“我们看到作者似乎曾多量的读过侠义小说和古典小说，……”（参看何其芳：《我看到了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载《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30）对曲波影响最大的三本书应当是《说岳全传》、《水浒》和《三国演义》。他阅读的第一本书是《说岳》，第二本书是《水浒》，按他自己的说法，《说岳》“给我以爱国主义精神”，《水浒》“给我以民主主义思想”。（参看《卑中情——我的第一篇小说〈林海雪原〉》）
（31）据曲波自我介绍，少年时期他还很喜欢戏曲，他最喜欢的几出戏是：《打渔杀家》、《狮子楼》、《八大锤》、《群英会》、《铡美案》，“喜欢它们褒贬分明，智勇兼备，灭恶倡善，英风侠骨。”他学习武术的武术馆，也经常谈论“正史、野史、民间的能人故事”，使他“陶醉于这些故事的文、武能人之中”。（参见曲波：《卑中情——我的第一篇小说〈林海雪原〉》）
（32）（33）[美] 约翰·卡威尔蒂：《六响枪疑案》，转引自[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139页，姚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4）何其芳：《我看到了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
（35）[加拿大]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23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6）[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载《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170页，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
（37） 曲波：《关于〈林海雪原〉》，载《边疆文艺》，1958年第9期。
（38）《曲波同志第一次和演员谈话》（1958年4月7日），记录稿第13-14页，收于话剧《智取威虎山》档案内，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40）可参看作者发表在《北京日报》，1957年11月9日上的第一篇创作谈。
（41）《林海雪原》，192-193页。《林海雪原》初版于1957年9月，但笔者能够从北大图书馆借出的最早的版本是1958年8月第3次印刷的1958年7月版的《林海雪原》，经过笔者仔细对照，这一版本和1957年9月的初版页面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开本略小。本文所引的《林海雪原》小说中的原文，除特别注明外，都出自该版。
（42）引用的这两段话在原稿中都属于《杨子荣智识小炉匠》一章，笔者曾经在曲波那里见到小说的部分原稿。前面一句话，是秦兆阳用红笔添加在小说原稿上的；后面这一段关于“仇人的概念”的话，在小说原稿中没有，在出版的《林海雪原》中添加了，而且“杨子荣身世”的文字也有多处修改，而《林海雪原》的编辑自始至终都是龙世辉（秦兆阳只是负责编辑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那几章），因此判断应当是龙世辉添加的。关于小说的原稿与修改，笔者另有专文论述。下面只是把原稿及修改情况如实呈现，宋体字为原稿，楷体为秦兆阳所加文字，方框内的文字被秦兆阳删去，（修改后的文字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第2期，35-36页）：
 杨子荣——这个老有经验的侦查能手，是雇工出身，是山东省胶东半岛上牙山地区的抗日老战士，现在是团的侦察排长，已经四十一岁了。他虽然从小受苦，没念过一句书，却绝顶聪明。剑波此刻心情特别焦虑。一来是没有侦查到匪徒的下落，二来十分怀念着他的战友杨子荣孙大得。他面对着一盏松树明子灯，激烈地思索。他的思想总缠绕在他的老战友杨子荣身上。杨子荣，这个胶东半岛牙山抗日的老战士，跟他当侦察兵已经多年了。他勇敢机智的侦查本领，供给过剑波无数的准确的情报。他象  指查数一样在脑子里反复查着杨子荣历年来侦查的功绩。但此刻他在哪里呢？侦查的结果怎样呢？他冷不冷呢？他带的口粮已经光了？他俩再吃些什么呢？接着他又连想到杨子荣的一切。他是团的侦察排长，已经四十一岁了，从小受尽了苦，脑子确是绝顶的聪明，一句书没念，可能讲古道今，三国、水浒、岳飞传，讲起来滔滔不绝，句句不偏，反笔正笔，来龙去脉，交代的非常清楚，真是一个天才的评辞 评弹演员，在他为农的时候，阴天下雨，冬季农闲，总是有许多人围着他，邀他讲古，他冬天象盆火，夏天象个大凉棚，谁都喜欢他。正是这股聪明劲儿，再加上勇敢和精细，他才在侦察工作中完成过无数的惊人的业迹。但是，这一次他们怎样完成任务呢？
   他脖子上有一条二寸长的疤痕，记载着他永远难忘的仇恨。是在他十八岁那年上，他家的一条老牛跑到恶霸杨大头的祖坟上，吃了两口青草，杨大头说牛踏破了他的祖坟的“地气”，把子荣的老爹扯了去，硬灌了一瓢尿搅的稀屎，老头就这样被糟蹋死了，妈妈因此而哭死了，妹妹被拐去当丫头，后来也不知被卖到哪里去了？
年青的杨子荣，天天想报仇，可是总没有机会下手。直到祸不单行，仇还没有报，杨子荣又遭到残害。在那年大年三十，杨大头的后宅院着了火，烧的是个一塌糊涂，杨大头就把这笔纵火的账硬赖到杨子荣身上，弄了些狗腿子把子荣捉去吊在大梁架上毒打一顿，脖子上给砍了一切菜刀，他昏过去了。当晚杨大头要埋了他，幸亏好心的长工杨四铁，偷偷地放走了他，一直七年漂流在外，杨大头死了他才回到老家。抗战开始后，他就参加了八路军，如今杨大头被村里斗争了，群众翻了身，杨子荣的大仇也报了。
     又案：在正式出版的《林海雪原》中，方框内的文字在《杨子荣献礼》这一章中恢复了，但文字有不少修改，而且最后添加了一段“仇人的概念”。
（43）曲波：《机智和勇敢从何而来》，载《中国青年》，1958年第10期。
（44）以上有关杨子荣遇栾平的写作构思，是 1999年11月9日，曲波与笔者谈话时所述。
（45）参看北京人艺：《曲波同志第一次和演员谈话》记录稿，存北京人艺《智取威虎山》档案。在1950年代，白茹这一人物受到理论权威的严厉批评，侯金镜指“这个人物是失败的”，“在实际生活中，小分队恐怕也不会有白茹这样性格的人物”。但当侯金镜将《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结集时加了注解，说文章发表以后，曲波“向我详细地叙述了原来的史实。……小分队在当时确实有象白茹这样的一个成员。”（转7888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长篇小说研究专集》（中），6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4月。）
（46）文军、林生：《在“林海雪原”深处——记曲波与刘波的爱情生活》，载天津《老年时报》，2000年1月29日。
（47）北京人艺：《曲波同志第一次和演员谈话》记录稿，存北京人艺《智取威虎山》档案。
（49）冯仲云：《评影片〈林海雪原〉和同名小说》，载《北京日报》，1961年5月9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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