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魄浮魂继续招，新篇一读见风标；
                                            不妨举世嫌魇惑，赖有斯鬼破寂寥。

    去年夏天回国开会，正好在上海碰到汪晖教授。在简短的交谈中，我向汪老师问起在关于“现代中国思想兴起”的思想史研究著作出版之后（彼时四卷本大著尚未出版），有没有新的研究计划。他当时告诉我，正准备进行一个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史研究。近一年之后的今天，汪晖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个题为《重新思考二十世纪中国——从鲁迅谈起》的讲座。尽管邀请者建议谈一下“亚洲”，他仍执意要求讲这个题目，尽管成文字的研究还未出世。在这个学术讲座中，汪晖用时时激情四射的语调，像小孩子那样急不可待一发不止地阐发着他晚近一年来的思想兴奋；去年他跟我谈到的所谓“漫长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短史”这些提法之思想轮廓，此刻完全清晰了起来。
    讲座伊始，汪晖便指出，我们近十几年来的思想学术研究，似乎跟十九世纪感觉十分亲近、但却跟二十世纪相当遥远，那是因为，我们实际上仍生活在十九世纪中，那是——汪晖追随霍布斯鲍姆（Hobsbawm）的说法——一个“资本的世纪”、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纪；而已经结束的二十世纪则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一个政治的世纪。因此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实际上已不是那政治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纪”，而是续上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市场全球化的“漫长的十九世纪”；在这一社会变迁背后的支配性力量，则是汪晖所说的“去政治化的逻辑”。晚近以来我们一直听到的“后革命”、“告别革命”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阐述等种种话语，即正是这种“去政治化逻辑”的意识形态表述。汪晖所吁求的，便是重新关注二十世纪、重新梳理革命史，从而以一个重新政治化（去-去政治化）的思想方案来对抗今日全球资本主义状况下的“去政治化逻辑”。
    那怎样在当代思想-社会状况下来展开“去-去政治化”的思想努力呢？汪晖用他讲座的四分之三篇幅，向与会者指明了这样一个路径：为鲁迅这个“鬼”“招魂”！汪晖告诉我们，重新回到鲁迅这个他本人十多年未研究的人物，正是因为鲁迅思想中的“鬼”的视野。从鲁迅的“鬼眼”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同“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些今天吵着要做国际主义世界公民（“世界人”）明天则变成传统主义国学大师（“国民”）的志士英雄正人君子们，在鲁迅的鬼眼中，则均是“恶声”连篇的“伪士”，故此鲁迅在“赛先生”几成真理化身的年代里，发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类极为刺耳、戳破“启蒙”和谐之音的“鬼声”。“不怕死”（林语堂语）的鲁迅不但直接谈“鬼”，他比“鬼”实际上还有“鬼性”，对“鬼”的描述也用“鬼眼”，是以比“女吊”、“狂人”这些“鬼”更为坚守鬼的世界。
    纵观这个横眉冷对千夫指、荷戟彷徨于无地的鲁迅，一生中得罪的政治领袖文人教授无数，甚至在左联中也遭受摆布与排挤；只有“鬼”，才能有那些“正常人”所不能有的“硬骨头”，才能拒绝任何未来的黄金世界，而坚守黑暗无边的幽灵鬼域。苏雪林1937年撰文声称鲁迅“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这种攻击却恰恰道出鲁迅那以“鬼性”为核心的主体性。正是这种鬼性，使鲁迅拒绝任何政党归属，但始终站在左翼一边。汪晖精辟地指出，当个人被政党化的那个时刻，政治本身便消散；所谓政党政治本身便是一种去政治化逻辑的产物，它用关于未来黄金世界的许诺来吸引人们，然而自身却总是特殊经济利益的代言集团；国家主体、社会运动等也均必然包含去政治化、去主体化的逻辑（这里已可见，同几年前强调社会运动的汪晖，他本人已有了一些新的思想调整）。而鲁迅这个永远独行的孤魂野鬼，其思想底色乃是“无”，是黑暗，是孤独，是——“鬼”。故此，汪晖所提出的重新政治化，正是要求不断回到“无”，不断返回鬼的世界，以“鬼眼”冷看世界，从而取得重新批判的立足基点。也正是在这个批判的意义上，汪晖重新返回他荒弃十多年的鲁迅研究，致力于为这个“鬼”重新“招魂”。
    汪晖这个讲座，用我当时在讲座上发言的说法，其主旨不是来为大家“启蒙”，而是来散播“迷信”的——大谈特谈鬼魂幽灵。这使我联系到汪晖讲座前一天，颜海平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所做的关于中国传统戏剧的学术报告。汪晖从鲁迅出发进入鬼的世界，颜海平则从《窦娥冤》这个文本出发而大谈特谈鬼。值得我们追问的是，为什么晚近以来中国不少敏感的思想心灵开始不约而同地谈论起幽灵鬼怪？难道他们真被“鬼”迷了心窍，要来宣扬“迷信”、和“启蒙”大业作对？他们所谈论的鬼，究竟有何存在论（ontology）的根据？在颜海平教授的讲座中，我在一系列从纯粹戏剧、文本角度的评论之后提出，作者的这个纯粹戏剧领域的研究，实际上包含了潜在的、但很激进的社会-政治的批判向度。颜老师当时回应时笑着承认“被我暴露出来了”。而第二天汪晖老师的讲座，则正好直接进入社会-政治批判层面，将主题锁定在重新政治化上。因此在我看来，正是对批判（与批判之基础）的追索，使得这些知识分子先后走向鬼域，从鬼的世界反观我们当下这个现实世界之巨大矩阵（matrix）。汪晖所寻求的“迷信”所带来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之新根源、以及孤魂野鬼同“正常人”（正人君子）的世界之激进决裂，颜海平所期待的关于鬼的“感受”（feelings）所产生的对真理化的现实常识之冲破、对总体化的绝对常规之激进否定，都为批判实践带来了新的基础。
    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面对鬼魂幽灵之存在论根基的问题。我在两周前于华东师范大学所作的关于“拉康、幽灵学与当代激进左翼”的学术报告中，特意阐明我所说的基于拉康主义精神分析的“幽灵学”，不是什么“后现代”的“装神弄鬼”（拉康[Lacan]也同许多国内学者所理解的“后现代”毫不相干），而是为当代激进左翼（如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Zizek]与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Laclau]、穆芙[Mouffe]等人）的社会-政治批判提供了一个存在论之根基。我在汪晖与颜海平的学术报告现场，向两位学者都问了如何在存在论层面上对“鬼”或“幽灵”进行哲学论证的问题（譬如具体而言，他们所说的“鬼”同传统鬼文化里“僵尸”这类“鬼”有所区分还是并无不同）。现场的即时讨论形式，使他们两位均未完整地回应这个就批判之基础而言很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随着对鬼魂幽灵之世界的学理深入，这些中国知识分子迟早会遭逢到这个问题。
    我在报告现场针对汪晖讲座的第二个评论，便是汪晖在整个讲座中花了甚多精力在细部层面叙说鲁迅，比如他的某个说法有没有遭到利用啦、他的某篇文字虽是某人所写但也是经他默许的啦、他和许广平私奔为什么是去广州啦，等等等。但在我看来，也许并没有必要把功夫花在从“鬼性”出发为鲁迅的每一件事情去“正当化”（此处即“鬼化”）。鲁迅“活”在他那个时代，有着属于他的个人性与社会性的局限，存在着知识的盲区与时代的限制。例如在我看来，鲁迅一生写作的那大量同他眼中的“正人君子”们的笔战文字，很多时候过于“对人不对事”；这种铸有鲜明个人性印记的写作方式，往往便使得社会-政治批判流于琐屑的人际仇怨，实为可叹可惜。在商业-功利逻辑泛滥流行的当代中国，我内心深深敬重每一位纯粹的思想者，不管他/她对当下问题如何诊断分析、持何思想主张（我自己同汪晖老师对当下中国问题的分析便不完全一致，尽管我同意他的很多分析与批判；于我而言自由主义之诸种基本诉求如人权实践，在当下恰恰同样是极为激进的，我在《多元的现代性》一书中详细阐述与论证了这个观点）。作为以批判为己任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我们需要去借鲁迅（以及其他前人）的“鬼眼”，但更需要去开启自己对当下时代“去熟悉化”观察的“鬼眼”；我们需要进入鲁迅所荷戟彷徨的那黑暗一片的鬼的世界，更需要自身有骨气像当年鲁迅那样去成为一个同现实世界激进决裂的“硬骨头”、进入当代总体化意识形态矩阵之外的幽灵世界。正是在个意义上，我们不需要去“招”魂，因为我们自身即在努力成为“鬼魂”！
    时人多有言称“走不近的鲁迅”，其旨欲将鲁迅请下“神坛”，然这个老头既非“神”、更非“正常”之“人”，实乃一“鬼”耳！故此当世诸贤走不近鲁迅，多少也是因为当代这个去政治化的思想-社会状况让很多知识分子们活的太“正常”、离当年鲁迅的“鬼”气太远。走近鲁迅的汪晖今天在其讲座之上“鬼话连篇”，可想而知传出去要为多少安于现实生活、维护市场全球化“正常”运作的正人君子启蒙志士所猛批穷击。这篇文字，便是从康德（Kant）-福柯（Foucault）传统之启蒙（批判）的意义上，对汪晖的“鬼话”作进一步阐发与辩护。在当下中国学术思想界，有很多人是汪晖这个“人”（清华大学教授、《读书》杂志主编等等等）的追随者，而我对追随“人”从没兴趣，我追随的是激进拒绝所有未来黄金世界而为“朋辈新鬼”怒向刀丛、荷戟彷徨于黑暗鬼域的鲁迅这个“鬼”，和今天以“去-去政治化”之剑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总体性矩阵中左突右冲、激进批判的汪晖这个“鬼”。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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