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爱的新世纪

许子东编选香港短篇小说双年选也颇有些年头了，从二十世纪编到了二十一世纪，手头的这本应是新世纪里的第二本。回顾上一本（《香港短篇小说选2000-2001》），许君在“序”里讲述了一个“编选过程”与“编选结果”的戏剧性对比：

编选本时，我通常只考虑小说的写法（个人以为“怎么写”是衡量小说艺术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标准）。但在编定之后，再通读一遍，这时才留意到“写什么”的问题，这时我才发现《香港短篇小说选2000-2001》几乎可以说是一本“香港另类情色爱小说选”。不论世纪年历怎么划分，这都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双年选。近年来香港的文学期刊明显增多，在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小说数量也在上升。然而，为什么这些小说的“题材范围”（一时想不到新式“话语”，姑且沿用“老土”观念）反而有些缩窄了呢﹖除了余非等人写过少数讽刺办公室政治选举内情的小说或老少昆南在现代主义抒情中夹一些抗议符号以外，前些年的“失城文学”好像迅速消失了。不仅直写政治的少了，武侠科幻或社会讽刺或历史新编或商场家族争斗的故事，也都不再成为“文艺小说”的叙事焦点。余下来的，便是形色男女甚至男男或女女之间的种种情／色／爱故事，合成一幅幅另类的香港情色地图──背后当然耸立着这个异化的迷人都市。

能否把这看做新世纪叙事的明显“征兆”？子东将这疑惑简缩为一句由黄碧云的小说标题化来的问句：“无爱的新世纪？”进一步的发挥，可参见刘绍铭的对偶文章，“香港文学无爱纪”与“香港文学有情篇”。结论显然是——遍地“无爱”，“有情”难觅。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刘绍铭藉台湾作家陈映真针对彼岸文学评奖发出的疑问问道：为什么作家都只盯着“自己的肚脐眼儿”写作？答案却要由郑树森藉两德统一后的德意志文坛现象来参照：九十年代以来，柏林墙倒塌，世界巨变，德国作家也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盯肚脐眼。作者与读者们狭窄如斯的“凝视”如此全球普遍化，不正可以藉此彰显新世纪后现代“人”的主体性“僵局”？

香港的情与色

依此思路观察手头这本双年选（2002-2003），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但并不太明显的分界：似乎2002年的小说延续了世纪初的情色书写大趋势，而2003年的作品视野却有所（也只是“有所”）拓展。记性好的读者会立即指出：“当然了！2003年的香港发生了那么多大事，小说家那能无动于衷？”对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心怀警惕的读者，对此会不以为然：小说担当起社会的现实主义“百科全书”的使命，早已是上个世纪的上个世纪的老调。对此我想先按下不表，且先来看看“香港的情与色”在2002年的进展。

王贻兴的〈我所知道的爱欲情事〉直奔主题，将典型的弗洛伊德式童年创伤场景纳入“父亲／菲佣”的“阶级／地域／性别”结构，渗以傅柯《性史》名句或奥古斯丁《忏悔录》滥调的文字游戏，成就一篇“纯”性心理意义上的少年成长小说。“菲佣”作为当今香港都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很少被本土（影视及纸面）媒体认为是值得表现的一群。小说的意义正在于，经由少年男性的“凝视”将“鲁思”置于乱伦客体的位置，暴露了后殖民男性主体本身的“性别殖民性”。

昆南的〈情色度亡经〉则一仍其贯，以唯美主义的绵密抒情语言状写迷离恍惚的情色主题：“从此，风吹起时，日正当中时，或天昏地暗的时候，我和她便把影子和身体剪贴在一起，然后黄金分割地占有了对方”。希腊的星空与神话、古典音乐作为情色隐喻，以及（伪）侦探情节的穿插，以爱或不爱来玩蒙骗死神的游戏，亦只不过是作状欲飞的手势的影子罢了。

相形之下，陈宝珍的〈玉传〉写得真是朴实无华，短句子的叙事，短句子的对白，写了玉（欲？）小姐从中学拍拖到为人妇人母的几段（不）平常婚外恋情。小说快结束时，全篇第三人称突然插入一段叙述者第一人称的总结性文字：“在这个虚伪的社会里，像玉这样的女子恐怕是会被谴责的，但她却是我所认识的女子中最单纯的一个。因为单纯，所以毫不过滤地接受了泛滥于社会每个角落的信息，诸如爱情是最美好的，女性的价值在于爱人与被爱，愈多愈好……。”真诚地接受虚伪社会的虚伪价值，因而度过了真诚的一生，像玉这样的女子另类的“生荣死哀”，读之令人莞尔。

与短句叙述的朴实无华相反，长达近百字不逗断的长句子令人窒息地出现在董启章的〈衣鱼简史〉，纠结缠绵如绳索，从一开头直至终篇：“当我目睹着在我面前躬着腰跪着的那个沐浴在半夜特有的银光中的赤裸躯体在剧烈的抽搐中前后扳动身子以致那不停地扭曲着的脊骨节儿在薄膜般的肌肤下忽隐忽现的时候，本该乘势从性器涌出的精液却被喉管突然涌上的一股恶心感取代了。”一次性事的失败作为对书籍文化的悼亡式象征，藉助于“衣鱼”（蠹鱼、脉望、蛀书虫）形象的情色化营构出来。罗兰‧巴特的“文本的快感”，或苏珊‧桑塔格的“艺术色情学”，在小说中被同时展示又同时消解了。

倘说董启章的简单动作承载了过量的象征梦魇，那么，谢晓虹则以童话般的梦幻语调来叙写Y岛上的“色情事业”（〈幸福身体〉）。岛上的贫穷少年把自己的肢体与器官交给“他们”，以交换与女孩的交欢。这残忍血腥的“力必多经济学”写来如诗如画，如歌如吟，将“无爱”与“有情”如此融合，笔力端的轻盈纯净。谢晓虹的另一个短篇〈关于我自杀那件事〉完全以“被动式过去进行时态”展开，叙事者“我”迷迷糊糊被一路推到死亡的结局。她周围的人们，“姐”，“男”，都是些“假定无所不知”的主体：“有什么办法呢，你就是这样。”叙述者“我”就像卡夫卡的K那样被他们“这样”掉了。相形之下，陈汗的〈幽灵肢解〉以香港留学生第一人称写纽约唐人街地库血案，“乜都有齐”，便写得不够幽灵与空灵。

情色的符号化总是由崇高转向荒谬：一步之遥。梁伟洛的〈蚂蚁〉交错细写三种蚂蚁（最社会化的昆虫）的入侵，宽频网络的入屋（色情与死人图片网站），与男友之间对网络图片的公式化模仿，以及因在男友公司的计算机“种”入病毒（虚空间里的“昆虫”）而导致他的失业。三重网络（昆虫世界、数码空间与都市社会）的梦幻交错，结束于最后的荒诞场景：寄生于黑蚂蚁身上的“终极蚂蚁”预示了黑蚂蚁的灭亡，黑蚂蚁群却排成了蜂状，像蜜蜂一样飞出窗口，飞向窗外晦涩不明的天色。

茶餐厅里的后现代主体

〈蚂蚁〉中的“她”在网上搜寻求职信息的同时欣赏色情网站。正是失业与求职的情节与场景在世纪初的小说中反复出现，提醒我们“肚脐眼儿凝视”之外的宏观现实存在。2003年在香港发生的大事情将影响深远，一是非典型肺炎的流行，导致299人的死亡，位居世界各地疫区之首；一是七一的五十万人示威游行，导致“国安条例”的延迟及相关官员的下台。无须援引“风险社会”理论或“前殖民者阴谋论”来解释“香港二○○三”，我们只需回忆一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令社会“危机”成为社会常态的伟大论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就可以了。车正轩的〈与女朋友一起卖私烟的好日子〉是2002年中文文学创作奖小说组冠军作品。评委们对这篇不太老练的作品的一致激赏，彷佛呈现了某种共识某种心态，彷佛诠释了“好日子”的全部含意：即“危机”二字。小说中批发私烟的老板和他的几个小滑头在“香港大茶餐厅”里一坐一整天，喝喝奶茶，吃吃蛋挞和菠萝包，嚼嚼牛肉干：“身为江湖大佬不带着一群小喽啰去唱K、落D，四处作威作福，却每天躲在茶餐厅里。这样倒霉的老大受罪，跟随这样的老大更倒霉更受罪。”黑道的好日子如此，白道的日子也好不到那里去。

茶餐厅成为阅读香港后殖民都市空间的重要地标。不期然地在2003年的小说中反复出现了“茶餐厅”的寓言化形象。陈冠中的〈金都茶餐厅〉是这一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篇。“金都茶餐厅，英文叫CAN DO，正门向美丽都大厦，后门傍仙乐都夜总会（最近一直内部装修暂停营业），左边维多利亚时钟酒店（前伊顿英文补习夜校），右转角马会（前皇家赛马会）场外投注站，拐个弯系重庆森林，行两步到汇丰银行。”这些地名的罗列不经意地将前殖民者的皇家辉煌与本土的市井粗鄙并置，遂将“旧日美好时光”空间化了。当好日子不再，茶餐厅的熟客们：叙述者“咸虾灿”、搞搞震运动老祖白头莫、专业食脑卖桥的秦老爷、草根烹饪奇才纹身黄毛、靓女露比、史文泰医生等，乌合之众发起了金都茶餐厅救亡运动。叙述者乍着胆子说：“如果茶餐厅都死，香港真系玩完。”说完自己都为之动容。

也斯的〈爱美丽在屯门〉则将法国电影女角色移植来香港，在屯门井财街的茶餐厅斟茶递餐。在俏皮乐观主义的氛围中，小说构筑“后殖民食物加地域”的后殖民乌托邦：“她乘车到大兴工厂大厦的‘大力水手’，在这不能幸免地改了洋名的中式素菜馆，叫一客葡汁焗四蔬。”“洁白无暇的观音出现在‘泰味村’炒蚬的旁边，在深井‘发记’欣赏芒果布甸，在元朗‘大荣华’吃银虾蚬仔炒长远，到‘好到底’看大碌竹打面。”倘若有关“主体”乃由“话语”所建构的理论言之有据，则“饮食话语”的重要就是无可置疑的了。而茶餐厅正好处于饮食话语跟空间政治学的交汇之处，小说家藉此呈现后殖民香港的主体与身体，良有以也。

茶餐厅也是洛枫〈布娃娃杀人事件〉里的重要场景。逃学的女中学生祖儿，“点了一杯平常妈妈不许她喝的热柠檬茶、一客爸爸认为太过油腻的五香牛肉面。当热腾腾的茶和面端上来的时候，吃在原本又苦又涩的口里，剎那有一股浓郁的甜香溶化在食道和气管里。祖儿觉得有一种精神胜利的愉悦。”青春反叛从来都体现为逃脱父母亲（饮食）话语的控制。邻桌的“香肠双蛋”却令她呼吸困难、恶心欲呕，唯一的驱邪救星竟是日本布娃娃Hello Kitty。后殖民食物的多元混杂性，未必就那么和衷共济和平共处，其中的冲突协商相生相克，也是不可忽略的。

昆南的〈旺角记忆条〉，女主角是一个拍摄旺角影像制作人：“坐在烟雾弥漫的茶餐厅内，她在等待着。有时，她便是喜欢一个人坐在陌生的角落里，等待着等待着。她注视每一个出入的男女。她猜他们的年龄、职业，以及他们身边人物的关系，甚至他们背后的一切。在旺角，除了人，根本就没有甚么。所以，过了凌晨三点之后，行人隧道内卖唱的，街脚拾废物的，坐在铺边刨姜的，或在戏院门玩滑板的，连行人也一个又一个被寒气卷走之后，旺角已不成旺角了。”“她习惯独行，一点也不怕。有面目或无面目的旺角，完全在她的掌握之中。唯有这样的时刻，一个人才具有念头去占有这头旺角怪兽。”一个貌似抽离的凝视，却心心念念于捕捉“第一眼看上就喜欢”的他或她的脸孔。然而，什么才是旺角这头怪兽的真正脸庞呢？

选家的凝视

许子东编完这本《香港短篇小说选2002-2003》，已经到了2004年的年底。一至两年的时间距离带给选家一种似近犹远的奇怪感觉，在各家杂志上读到小说发表时的新鲜印象仍很深刻，同时却深深体会到自己正在作一件“保存香港文学史料”的工作。尽管“香港文学”已是本土乃至内地学院课程与研究的热门，在一个影像充斥、符号秩序崩解的时代，当代文学创作的“经典化”是越来越艰难了，在“好小说不少，好评论不多”的香港尤其如此。

或许是受开头所引子东所谓“老土”的“题材范围”论的影响，许君初选时复印了不少“现实主义”的作品，希望这个选本能够多多少少，折射伟大危机年代的香港现实面貌于一二。吊诡的是，这年头，画鬼容易画人难，对写出现实主义杰作的期待端的很不“现实”。这些选目最终还是被调整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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