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敬畏自然

                                           于坚                                 

 最近，有科学家发话说，“我要严厉批评一个口号，即所谓‘人要敬畏大自然’”。一时间社会上有许多争论。其实，“无须敬畏自然”、“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等等，这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常识。我偶然翻旧杂志，读到《诗刊》1962年第五期就有：“站起来的人民要改造一切！旧世界、大自然、全宇宙……”，我记得在过去，“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简直就是中国乡村的日常标语，在哪个村都可以看到。那位科学人士的言论并非什么石破天惊的高论，而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二十世纪以降，汉语教科书日复一日，通过政治、语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课程，用这种思想——“自然不过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对象”，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须敬畏自然的思想，是“五·四”以来教育的基本核心，没有人可以逃避这种教育。
　　恰恰相反的是，中国古代敬畏自然的思想已经成为异端、另类、迷信、愚昧。连中医一度都被作为迷信来消灭。假设让今天所谓敬畏自然的少数去与相信科学的大多数就某个决策进行辩论，恐怕后者只要一搬出“科学实验证明、科学结论……云云”，前者就只有唯唯而退。敬畏自然简直只是一首无用的诗，今天运转一切事情的道理其实都是科学。例如，链霉素的推广，最初也是因为“科学实验证明……”，后来导致成千上万的人耳朵聋掉，也是“科学实验证明……”。当年在黄河上建水坝，也是科学结论。过了几十年，发现科学结论有问题，就不提了，对科学绝无一句微词。麦当劳上市，也是在各种科学数据支持下风靡世界的。最近呢，“营养专家指出，汉堡包、薯条等可引起体内激素变化，使食用者上瘾，造成难以控制进食量。研究中还发现汉堡包、炸薯条、炸薯片、薄脆饼、烤猪肉、水果甜品上的棕色脆皮、饼干、蛋糕等食品中含有大量丙烯酰胺。已知丙烯酰胺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品经高温煎炸、烘焙或烘烤后所产生的自然副产品。丙烯酰胺可导致基因突变，会损害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诱发良性或恶性肿瘤。专家认为，这一发现解释了西方国家肿瘤高发的原因。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每公斤食品中丙烯酰胺不得超过1毫克。但目前麦当劳、肯德基等出售的薯条中丙烯酰胺的含量高出该标准约一百倍，一包普通的炸薯片超标约五百倍，面包、蛋糕和饼干中丙烯酰胺的含量也都超标”。这也是科学结论。一切决策，即使后面依然隐藏着不可知，只要搬出“经过科学的……”，一切争端立即烟消云散，也不能再争议了，执行！科学俨然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另一位新上帝。
　　敬畏自然这个道理，很容易说得语无伦次，谬误百出，与注重实证、逻辑的科学争辩，敬畏自然听起来只是些无从证实的感觉、直觉，完全可以扣上迷信的帽子。科学家已经看出破绽了，中国古代有过敬畏自然的说法吗？自然又怎么敬畏呢？它是一个神？敬畏自然的一派着急，也去西方理论中搬来什么“环境保护”、“绿色文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听起来像是在为某种权宜之计辩护，似乎“敬畏自然”，只要国家环保局之类的机构强硬起来就够了。
　　争论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自然对于中国是什么，只是生存环境？或者开发利用的对象？
　　去年在纽约我曾经参观美国大自然历史博物馆，那个叫惊心动魄！作为在“侣鱼虾而友麋鹿”以“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前赤壁赋》）为人生最高境界这种文化传统里面长大的人，我在里面真是感到恐怖、极不舒服（我幸运的是，“文革”时期学校的关闭，使我逃脱了科学主义的网罗，中国传统依然暗藏在民间社会的草根中）。自然中的一切，不要说天上飞的、地下爬的，就是草根下面的土壤也一层层翻出来，测量、分类、解释、标签，做成各种各样的标本。到处是动物尸体，我从未看到过那么多的死鸟一大排地挂在墙上。这个博物馆完全是一个大自然的停尸房。美国孩子在里面欢天喜地，老师领着，一一讲解，这是他们的文化传统，自然对于人，只是一个供人类研究、解剖、实验、开发、利用的对象。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从经验上讲，我只是一个中国小孩，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动物的尸体，我感到害怕、疲惫。
　　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历史当然也有对自然进行征服和改造的这一面，但它更是“道法自然”的文明史。中国文明可以说就是敬畏自然的、道法自然的文明。自然对于中国来说，是道之所在，是文明的灵感源泉，是中国人为什么活着不是仅仅为了吃饭之根本意义所在。自然，是中国万事万物之道。中国人不会问什么“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何处去”之类的问题，因为中国的道就在自然之中。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都要以道为法，道就是万事万物的是其所是、自然而然的不可解释的来由。冯友兰说：“道之作用，并非有意志的，只是自然如此。”最后，道法自然，自然是包括道在内的一切之母，“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混沌是一种自然天成的和谐秩序。鹰在天空，蛇行于地，“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苏东坡），“人居其一焉”（老子），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无名天地之始。天地无德，天地不仁，“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只是自然而然，是其所是。天、地、人都是道的体现，“天地之大德曰生”，世界的种种关系、秩序是道决定的，不能随便改动这种秩序，顺其自然就是道，人要顺天承命，随遇而安。道就是无为。它是不可知不可道的道，孕育着道的是自然，自然是道的根本所在，道法自然。“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也”。
　　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明。中国人讲哲学，要从自然取譬，“上善若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汉语之所以是隐喻特别发达的语言，与道法自然有关。文以载道，这个道不是现在的意义、主义、意识形态、道路、路线、主旋律。这个道是自然而然之道，不可道之道，非常道，这个不可道的道只可以通过语言来暗示，语言是道的隐喻、象征。汉语是最有诗性的语言，因为汉语一直被作为一种道法自然、隐喻大道的方式来发展。汉语的所指特别丰富，而能指有限，因为语言的价值主要在于对道的象征，而不在于分类命名。汉语的最高境界是“无迹可求”，“似花还似非花”，“言近旨远”，因为道是无法说出来的，只可以通过语言的蛛丝马迹来暗示。说，但是说的是无，因为道是无。道是无，但是它要通过“有”来体现，随物赋形。文、语言是有，只是“道”的迹象、痕迹。无才是道本身。可以直接说出来的不是道，是理。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可以通过格物致知，但理上面还有一个万物万事万主万理归一的道。老子五千言讲道，他从来没有直接说出道是什么，他说道的方式，只是描述、象征、旁敲侧击，因为道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只是陈述了一个“是其所是”的事实，什么也没有说，但道已经在其中。
　　文学艺术道法自然。“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所以山水诗歌、山水画是主流。长江曾经使黄山谷觉悟了书道。他说：“晚入峡，见长年荡浆，乃悟笔法。”
　　中国昔日最伟大的诗人都是自然成就的。从《诗经》、屈原以降，谁不是“大块假我以文章”。长江是中国最伟大的道场之一，就像印度人通过恒河觉悟到佛教的意义。昔日的诗人都意识到长江对他们生命的意义。这河流流淌着的东西是书本上永远找不到的，那种隐蔽着的东西可以启发人的心智，令诗人在人群中出现，令诗人在诗人中成为伟大。去夔出峡是一种伟大的中国经验，它曾经造就了许多伟大的诗人，李白去夔出峡，从此进入天下，“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杜甫来到夔门，写出不朽的诗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伟大的青铜之声，过了千年，我这个刚刚诞生的读者进入夔门穿过三峡的时候，依然像陆游感叹的那样“顷来目击信有证”，被他们语言的神力所震撼。
　　日常生活道法自然，中医讲究的是调和阴阳，顺其自然。死亡并不可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食物讲究的是自然天成，味道。居家也要顺应自然，雕梁画栋、鸟语花香的园林，都是对道的暗示。随便翻到袁中道1608年的日记：“李阳驿有小渠者二，皆石峙其中，小舟左右出入，垂杨复渠，人家对住，真栖隐佳处也。”
　　中国的思想是道法自然的结果，中国文明是道法自然的文明，中国的日常生活是道法自然的生活，在中国，可以说，上帝就是自然。你说是敬畏自然也错不到哪里去。此岸、此在，就是彼岸，自然在中国世界是包含着上帝那样的意思的。
　　简单说，西方思想就是要用人的道理来重新安排世界，它当然要颠覆自然的原始秩序。西方文化最大的道理就是比自然还伟大的理性、逻辑（应该看到，西方在二十世纪已经对此有所反思。从尼采以来，对科学、理性的怀疑已经成为时髦的现代思潮，对自然的疯狂开发已经有所收敛。而中国当代，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张扬理性、科学启蒙时代）。
　　中国道法自然，西方注重理性、主义。这些思想无所谓是非，重要的是它们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西方的心不是安放在自然中，而是安放在教堂中。自然大地是中国人的教堂，中国人安身立命、心安理得的所在。长江黄河在科学看来，只是水利。在李白杜甫看来，那是道之所在。所以李白杜甫写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河流充满神性。
　　在当代诗人那里：“黄河像一个巨人，在这里困囚了千万年……”如今：“它把光明和动力，通过没有尽头的输电线，远远地送入大戈壁，高高地送上祁连山”（冯至）。这是近代以来文学对自然的新认识。有今人说：“有人愿意崇拜大自然，那当然是其信仰自由，虽然我本人想象不出对蚊子、臭虫、病毒、病菌、地震、海啸这些大自然的产物有什么好崇拜的。”瞧瞧，这就是今天的人理解的自然！当然没有什么值得崇拜的。
　　是的，已经完全不再敬畏了。争论过了，要开发哪块地堵哪条河还不是由人家开发。我只是担忧，博尔德·约翰·立德们开发解剖实验分析利用完毕，也可以置“京都协议书”于不顾，找个教堂进去呆几分钟也就心安理得了。我们这个没有虚构出一个上帝、彼岸的民族，把生命的意义完全寄托于自然、寄托于大地，我们去哪里安心？
　　最近看比利时图森的小说，许多新潮青年奔走相告，作为最新的先锋派来崇拜。那小说写的是世界末日，卫生间里的生活。多乏味的文学。一切未来就是这样，没有自然了，世界向室内转移，向虚拟转移，向各种开关、按钮、键盘转移，没有细菌，一切都经过科学程序的严格消毒，卫生、干净、搞定。
　　我曾经在中国的历史博物馆的工艺品中看出中国文明发展的某种过程：先是陶，泥巴直接来自大地，之后鼎出现了，青铜，沉重地扒着大地、抓着大地，害怕它失掉似的。然后是俑，站在大地上，要去征服什么了。唐是骑在马上的，意气飞扬，大地辽阔。到了宋，文明好像就坐下来了，向形而上的理转移，存天理，灭人欲。有明一代，文明还是瘦的。往清，理逐渐成为形式，考据、繁琐、装饰、肥荡、洛可可风格，宣纸越来越多，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已经成为纸上的文化。从大地上到马上到坐下来到纸上，这是一个逐渐脱离大地的过程。清的腐朽灭亡，与它的文化是纸上的死文字有太大的关系。1840年，西方列强其实是用军舰大炮对付一张宣纸。道不同，是可以变天的，西方对中国原汁原味的“天”感到惊奇，如此巨大的资源，却只为几幅水墨画和山水诗服务，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二十世纪激荡的是要重新脚踏实地的冲动，激烈的反传统运动基于过去二三百年来的清朝历史，但它从西方接受的“道”却是与中国五千年历史形成的道完全对立的东西。中国抛弃纸上的空洞文明重返大地，但不再是大地的敬畏者和葆光者——“人不是在者的主人，人是在者的看护者。人在这‘更少’中并没有失去什么；相反，他是有所收获的——他抵达了在的真理。他获得了看护者的本质的赤贫”（马丁·海德格尔）——而是征服者。自然不再是道的载体，而是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对象。人与大地的关系不再是天人合一，而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资源与利用的关系。如同希腊神话中会点金术的国王弥达斯那样，凡是他触摸到的东西，即凡是被他拉入魔法的东西，尽管它们不是马上变成了金子，但是马上获得了价值。接着，未来的中国博物馆要出现的是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马塞尔·杜尚先生的小便池，但有中国特色，是马赛克瓷砖制造的。
　　有关资料表明，在中国人对自然的改造已经成为自身存在的威胁——
　　“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近日表示，目前我国农村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许多河道发黑，河岸杂草丛生，垃圾成堆；不少农田土壤层有害元素含量超标、板结硬化，农村水环境的恶化不仅危及农民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农产品的安全。‘许多乡村特别是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和开发项目比较多的地区，很难找到一块净土、一方净水。’翟浩辉说。在很多农村的沟渠河道正遭受着工业废弃水和生活垃圾污染的同时，水土流失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依然存在，目前全国还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区亟待治理，任务十分艰巨。此外，全国广大草原也由于持续干旱和超载过牧，加之牧区水利建设长期滞后，导致草原退化、沙化严重。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相比，天然草原载畜能力下降了约30％，而载畜量却增加了46％。翟浩辉指出，目前全国牧区33.8亿亩可利用草原90％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一些生态严重恶化的地区，河流断流、湖泊干涸、湿地萎缩、绿洲消失，生物多样化减少，有的地方丧失了人类基本居住条件。近五年来，牧区已有二十六万人不得不搬迁移居。”
　　“珠江口沿岸经济发展迅速，工矿企业较多，上游及沿岸的工业区和居民生活污水均排往珠江，而且大部分污水未经处理，对海域水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珠江口海域已成为全国第二大严重污染区。据有关资料显示，排入珠江口的各种污水量每年超过二十亿吨，其中城镇生活污水占70％，约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城镇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近年来围海造田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养殖场的饵料投放量极大，海水富营养化程度大大增加。据2003年分四十一站布点取海水各层样本分析得出的水质状况，仅有两个站点处于中度污染，其余皆为重污染。”
　　“青海藏高原三十年来冰川面积年均减少147.36平方公里；重度沙漠化土地是三十年前的三倍。”
　　道法自然，也是道发自然，自然毁灭，道也就没有存在彰显的地了。大地死去，道将隐匿。对于西方人来说，自然的毁灭也许无所谓，因为复活的意义不在自然，而在上帝、彼岸、真理、主义。美国在伊拉克想的就是这回事情，博物馆被抢掉无所谓的，炸得满地窟窿是无所谓的，大地燃烧无所谓的，只要主义真。对于中国人来说，问题要严重得多，中国人喜欢说身心，有身才有心，身在前，心在后，有自然才有道，如果身已经不存，道又如何感悟呢？所以，守着空气污染、江河湖泊死去，没有鱼虾麋鹿、没有“浅草池塘处处蛙”、没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不自然的世界，主义再正确有什么意思呢？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
　　今天，敬畏自然太虚妄了，你怎么对抗科学的专政？五千年的传统奈它何啊！三十年前，我还亲眼在昆明附近的农场看见豹子，我已经成为这个城市最后几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三十年前，我还像马匹那样弯腰直接饮滇池的天赐之水，现在它已经成为死水。那些主张敬畏自然的人太虚弱了，他们其实只是与上帝先生商量一下，可否稍微根据中国的传统修正一下，至少留些地给我们安心吧，多少顾及一下“天行有常”吧。在哲学教授那里“道法自然”可能是一部部煌煌巨著，但在普通百姓那里，“道法自然”可能不过是对麦当劳炸鸡的轻蔑或者恐惧，不过是在过春节的时候，千方百计托乡亲从故乡带回一只“纯天然”的土鸡。但不可轻视这只鸡，它意味着“道法自然”。人们对科学上帝的怀疑正在通过对原汁原味的迷信，对一只用传统方法饲养的土鸡的质量的信赖上表现出来。科学成为一切的惟一尺度、主宰、上帝，危险就开始了。粮食是可以信赖的，但是科学创造的粮食，则是不确定、不保险的。那不是粮食本身，那是关于粮食的实验，猜想，粮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许是好的，也许是灾难，只有木已成舟的时候，人们才会知道。人类今天已经大量地生活在科学导致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之中，古代世界的无可置疑已经被全面摧毁，因此昔日普通无比的一个乡间土鸡下的蛋才会身价百倍。“智慧出，有大伪”，这个大伪就是“人们就在不可能生产出确切性和保险的地方，要求这种确切性和保险”（韦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权宜之计被掩盖起来，人们以传统的信任大地的经验去信任科学，他们最终会发现，表面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科学堡垒里，一切其实都是不确定不保险的，都是此一时彼一时，走一步算一步的。有良知的科学还“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在良知阙如，惟利是图的社会，所谓“科学”，简直就是灾难。
　　印度洋最近发生的可怕海啸使人类再次意识到在伟大的人类后面，还有他无法预测战胜的东西。世界并没有被搞清楚，被控制住，没有被搞定。爱因斯坦早就明白这一点，当这位物理学巨人抵达物理学终端的时候，发现藏在那里对他挤眉弄眼的是一个叫作“不可知”的幽灵，他依然在途中，黑暗依旧。但爱因斯坦被忽略了，他仅仅被视为人类的胜利之一，而忽略了他只是过程之一。
　　印度洋海啸使我们重新回到古代世界的黑暗中，“道发自然”，世界在根本的方面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在印度洋沿岸，过去多年来，人们已经散布了无数最后的、终极的、不朽的神话，人们用无数的科学理论、技术手段、财富和事实向那些游客和居民保证，一个不朽的王国已经被设计并建立起来，无数的水坝、钢混建筑、塑料、玻璃、公路、堤坝、水库、别墅、度假区、美国式的生活模式、“最后之人”（福山）的极乐海滩……以及电视台好莱坞式的华丽镜头中的种种宣传，已经令人们相信，一切都在依据人类的意志转移，并且不可逆转，历史“只有一个终点”，人的胜利辉煌无比，未来不过是当下的无限累积而已，只有更好，不会更糟。一切都已经解剖、测量、分类、理解、估价完毕，一切都已经搞定，哦，历史已经终结。
　　海啸就像一只巨手忽然掀掉了白色的餐桌布，不朽的生活天堂只是一张餐桌而已。顷刻之间，十万之众，以及他们在一秒钟前还沉浸其中的不朽王国已经烟消云散。人们赤身露体，重新开始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何处去。历史并不能终结历史。终结历史的在历史之外。
　　海啸铺天盖地而来，那是一个复活的时刻。我们的意志一直在把大地视为一具可以依据我们的理解随便解剖、定义的尸体。我们把上帝想象成一个具体的对象，我们想象的复活只是某个死去千年的男人忽然从裹尸布里面爬出来的闹剧而已。而这才是复活，瞬间，我们关于未来和幸福以及财富、社会制度等等的许诺瞬间消失，在海洋的可怕咆哮中，人类重新被抛回古代的黑暗。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说过，天地不仁。天地并不根据文明的价值许诺来运转世界，在未来或者过去的一切历史中，天地无德，大地并非人类独享。“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复活，意味着一切重来，重新开始，一切都不算了。
　　敬畏自然并非迷信，而是意识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印度洋海啸令人类再次意识到自己西西弗斯式的命运，我们的一切努力无非是把巨石推向山顶，最后它还是要滚下来，那就是复活。一切关于终点、结局、大团圆、最后的某某的许诺都是虚妄的，最后滚下来的是那个巨石。人类历史的意义在于过程，在于从山脚把巨石推向山顶的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但我们总是忘记这一点，我们许诺各种必然的神话，我们试图依据某种图纸来一劳永逸地成功，我们吹嘘我们就是那个可以把巨石悬于山顶而不坠的终结者。历史被理解为规律、教条和必然性，可以预测并设计的，惟一的方向，朝着千年王国，孤注一掷。可是当海啸袭来，我们忽然发现那曾经无比肯定、甚至以血的代价换取的一切，那些千年王国中的神话是如此虚妄。
　　人类当然要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仅仅是人类的历史而已，而不是一切的历史。人类今天已经狂妄到以为自己可以创造一切历史，甚至大地的历史。海啸来袭，使这种虚妄的自大再次破产。印度洋沿岸在海啸之后将继续他们的生活，他们要重新把滚下来的石头推上去，只是推上去而已。什么时候滚下来，不知道。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二十世纪对此嗤之以鼻，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出现红卫兵之后，天不怕，地不怕，彻底唯物，无所畏惧。问题是，大人你可以不畏，圣人之言你可以怀疑，但天命可不管你畏还是不畏，海啸才不管你怕还是不怕，是小人还是君子，是迷信还是科学。
　　畏天命，敬畏自然，并不是无所作为，并不是反对科学，而是反对科学独裁。天命就是不可知。敬畏自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永远不会大权在握，不会行政，如果你通过环保什么的去敬畏自然，你已经不是“道发自然”，只是以权宜之计对付权宜之计而已。但敬畏自然还是要谈的，算是一种迷信或者诗性大发吧。起码在吾国它有助于一种弱势舆论，有助于人们敬畏之心的重建，有助于记忆的保持，有助于人们认真地想想自己的传统，那五千年真的只是在“吃人”？人是什么，只有理性启蒙、文艺复兴的“人”才是人？“道法自然”的人就是“非人”？尼采以降的西方思想不是已经在“上帝之死”到“人之死”的思想进程中质疑着“人”的合法性了吗？福柯为什么要跑到光辉澡堂去用自己的身体表达对无法摆脱的科学逻辑理性世界的彻底绝望呢？我们时代有一个最大的政治正确，无论左派右派，都承认它的合法性，那就是一切正确都来自西方，非此即彼，非左即右。西方就是科学，在这方面，我们思维方式真的是非常原始。当科学被神化为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时候，科学恰恰是非理性的，而道法自然，却理智得多。难道不是吗，在科学的旗号下，我们干了多少非理性的疯狂的事情？“文革”不也是号称用的是科学理论么？别担心，关于敬畏自然的嗡嗡只是有助于像一只土鸡阻挡高速列车的钢轮那样，渺小地遏制一下那种冷血的“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时代风气，在那冷血巨人的火炬眼球上戳个小小的梗。
　　你要修建水坝，那就是一个水坝，你已经把巨石推上了山，你不要同时把巨石推上山，又信誓旦旦说什么这石头永远掉不下来。
　　
　　                          

                                      “人造美女”的伦理问题
                                            单正平

案例
　　
　　2004年5月18日新浪网有一则社会新闻，说鹤岗市一英俊男子剑锋，邂逅俏丽女子晓雨，由相识而相恋，而结婚，婚后育有一女，生活甚为美满。不料女儿相貌既黑且丑，与父母相貌差距甚大。剑锋遂怀疑女儿非亲生，要求做亲子鉴定，却为妻子晓雨拒绝。剑锋当然不能善罢甘休，以离婚相威胁。晓雨最终拿出一张照片，说上面的丑陋女子其实就是她本人。她是在韩国做了多次手术，才彻底改变自己形象的。剑锋觉得自己受了欺骗，提出离婚。晓雨非但同意离婚，还把全部家产一百万送给男方，自己带女儿回了青岛娘家。
　　这个故事事后证明有太多虚构。但基本事实存在：婚后生子相貌丑陋，丈夫不满妻子隐瞒做美容手术之事，导致婚姻破裂。故事的叙述者（或编撰者）显然想告诉读者一个事实：人通过手术只能改变自己的相貌，但不能改变基因构成，因此也就不能改变后代得自遗传的相貌特征。另一个隐含的判断是：人造的美并不能保证婚姻和家庭的幸福。类似的案例也曾经有过。2000年北京发生一件奇特案件：某女与丈夫关系日益冷漠，她归因于自己年老色衰，对丈夫失去吸引力，于是去美容院做了整容手术。手术后该女子的相貌变得年轻而且美丽，但丈夫反倒以为，妻子形象的改变使自己失去了原先的妻子，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遂以此为由，提出离婚诉讼。法院最终判决准予离婚。做手术的妻子后悔之余，将美容院告上法庭，认为是美容手术导致家庭破裂，要求获得赔偿。令人惊奇的是：法院不但受理这个案件，而且判令美容院给该女子赔偿三千元。这个故事的真伪同样值得怀疑。即便它是假的，同样也暗示了社会的一种意见：美容的最终后果是不好的甚至是不幸的。
　　打造“人造美女”已经成了近年媒体上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网上搜索，与“人造美女”有关的信息居然有六万多条。浏览这些信息会发现，中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在推出自己的“人造美女”。打造“人造美女”，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美容业水平的标志，成为显示女性勇气的最佳方式。媒体对此类消息的热衷报道炒作，则透露了极其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赞扬、批评、同情、质疑“人造美女”的意见更是众说纷纭，热闹非凡。在学术层面上，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对打造“人造美女”这个近乎狂热的文化现象从伦理、审美等方面给予充分关注。本文不揣浅陋，略陈己见，以就教于高明。

现象
　　
　　人为什么要整容？是为了使自己更美丽。整容者的具体动机不外三种：1、相对单纯的审美冲动——美貌能吸引公众注意力，从而使自己有个好心情。2、审美愿望与功利动机两者兼而有之——美丽的容貌可以使自己有个好心情，更可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如凭美貌与有钱人结婚，或由普通人而成为影视演艺人员，等等。3、纯粹的功利动机——社会不接纳形象过于丑陋的人，迫于世俗社会的压力不得已才去整容，天津丑女张静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类；但需要强调，张静这样的丑女，自然也有追求美的愿望，只是出于经济和自身形象等方面的条件限制，这种愿望只能服从于更为迫切的现实功利考虑罢了。总的说来，以上三种动机有共同特征：表面的审美冲动下面，有功利的考虑：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与其形象密切相关，形象越美，价值越高。所以打造“人造美女”说到底其实还是有强烈的功利目的。
　　在个人动机的背后，有社会原因。社会对人体美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人体美的标准日益提高；这两方面共同形成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社会压力，使部分自认为形象欠佳的人去做整容，以便在这个高度“爱美”的竞争社会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社会对人体美的需求日益增长，源于人的审美需求日益物质化、官能化。传统的由自然、艺术提供给人的审美对象，已经远远不能充分满足人的官能需要：平庸的走马观花看景点的旅游已经被贬斥为最乏味无趣的行为了；公众面对传统艺术，发生了相当普遍的“审美疲劳”，艺术如果不以性为表现对象(比如“身体写作”)，就很难获得公众认可。无论自然还是艺术，如果要满足乃至迎合消费者的需求，那就一定要高度官能化，因为人们希望在自然和艺术中得到更多、更强的官能刺激。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现在最大的价值是给旅游者提供具有极强刺激性的探险乃至冒险，是让旅游者在旅行中获得性冒险和性刺激的满足，所谓游人之意不在山水，在乎性之猎奇、满足也。世界主要旅游区同时也是色情业最发达的地区，根本原因即在此。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要么把性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要么使艺术创作活动本身成为与性高度相关联的所谓行为艺术。
　　人体美的标准日益提高，是因为人类交往的范围日益扩大，导致人体审美的参照标准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又由于强势文化的巨大效应和审美活动本身需要多样性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又显示出日益趋同的一面。白种人逐渐能接受黑人之美（比如美国电影中黑人演员的地位上升，世界选美活动中黑人地位的提高），黄种人对白人之美尤其认同（比如东方人的流行染金发），黑人对白人之美当然更为欣赏（比如杰克逊的漂白皮肤）。这种交互式的欣赏认同，同时也就是一种不断的比较鉴别。世界范围的各种选美活动，就是比较鉴别、寻求共同人体审美标准的过程。其结果是从整体上极大提高了全球人体审美的标准。如此一来，原来自认为形象尚可、或自认为还不丑陋的人，现在因为全社会人体审美标准的提高，开始对自己的形体容貌感到不满意了，开始自卑、不安、焦虑了。中国男人170厘米的身高被审美时尚裁判为“残废”或“半残废”，这是欧美人身高标准影响到亚洲人身高标准的显著例证。新浪网2004年5月20日有一则社会新闻：上海现在每年有数百青年男人到整形医院做移植胸毛胡须的手术，以使自己更具有欧美男人的形象气质。这更能说明欧洲人体特征对亚洲人体审美标准的影响。
　　假如把传统艺术定义为人对现实的超越性表达，那么人对传统艺术的疏远，说明了人的理想本身的失落甚至坍塌；人对自然美的疏远，则说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人不依赖自然就能生存，长期在现代化大都市生活的人最容易产生这种错觉，也最难与自然发生交流和认同。人抛弃传统艺术，远离自然，最终使自己的身体成了最值得关注的审美对象。从总体上看，对人体美近乎疯狂的追逐，是人类一种病态的自恋。在这种自恋情结的统治下，外在的世界和内在的精神同时被放逐了。如今在我们的审美感觉世界里，除了人的身体，几乎一无所有。

问题
　　
　　从个体角度看，“人造美女”的意义在于，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人自己能主宰自己的身体，这当然可以理解成一种进步。任意处置自己的身体，是现代社会人所能获得的最大的自由了。但这并不等于人们普遍而自然地接受、并心安理得地享有了这种自由。社会舆论一方面对“人造美女”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另一方面，怀疑和否定的意见也若隐若现。
　　人们对“人造美女”的怀疑乃至否定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技术。有报道说，自从整容手术开始实施以来，中国已经有二十万张脸被毁容。这个数字说明整容手术的失败率相当高。一旦手术失败，美容就变成了毁容。社会舆论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对美容手术有较多的怀疑和非议。很显然，美容手术失败，主要是一个医学技术是否发达、医生的责任心和手术水平是否合格的问题。随着整形外科技术的日益成熟发达，美容手术失败的比率肯定是逐渐下降的，成功率会越来越高，愿意做手术的人自然会日益增多。事实也是如此。迈克尔·杰克逊的恐怖脸面、因手术失败导致彻底毁容乃至送掉性命这一类案例，其悲惨结果并没有吓住日益增多的人加入到要求整容的队伍中来。所以从技术层面质疑美容手术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微弱，爱美求美的欲望洪流，最终将把这种质疑冲得无影无踪。
　　经济。从经济上质疑整容的意见，其理由是，由于整容手术费用相当昂贵，除了少数富有家庭，一般人要为此付出几乎全部的财产，在手术效果尚不能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如此“投资”，显然具有很大的经济风险；就算手术成功，整容者能否利用漂亮脸蛋猛捞一票，收回投资，还很难说，因为光凭漂亮脸蛋不一定能挣到大钱。如果不能收回投资，就意味着投资没有产出，家庭经济因此而破产。由小康的丑陋变成美丽的贫穷，这到底是福是祸，真不好说。但这种忧虑显然不足以阻止“人造美女”运动的蓬勃开展，当事人坦然说，我连毁容都不怕，还怕破产吗？决绝到这个地步，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宁要美丽的贫穷，不要富裕的丑陋。
　　心理。从现有报道看，“人造美女”手术后大都有一定的心理负担。主要是：1、担心手术有后遗症，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比如隆胸手术成功后，填充物有可能发生问题，导致病变。抽脂后导致皮肤坏死。最新的消息是，深圳第一个“人造美女”在接受了若干次手术后，和医院中止协议，不再继续打造自己，她的理由就是担心手术失败造成严重后果。2、担心公众知道自己是“人造品”，而降低对自己的评价，因此要竭力掩饰自己是“人造美女”。如此形成持久的心理负担，真我与假我总在打架。3、陷入追求完美身体的病态狂热不能自拔。局部整容成功，导致自信心“爆棚”，于是连续进行整容，修理完面容修理胸腹，胸腹完美了还有屁股，屁股美丽了还要增高……没完没了的手术，当事人似乎最终会形成这样的偏执：人生就是美容，生命历程就是跟自己身体斗争的过程，生命不息，整容不止。这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病态的偏执。
　　道德。这是更为隐秘的一层忧虑。总体上看，整容还是富裕人群（甚至包括整个中产阶级）比较奢侈的消费行为（制造一个人造美女的费用至少要十万人民币）。一个相貌普通乃至有点明显缺陷甚至有点丑陋的人，为了追求美的身体容貌，可以付出所有的财富资源甚至不惜举债，而这些资源原本可以用来从其它各方面提高个人的整体素质，改善家庭生活状况，甚至用来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但他（她）选择了整容。这个选择显示的意义是：美的价值高于善；人希望社会承认的不是自己的善行美德，而是容貌形体。乐善好施者从社会那里得到的回报一般说来，不是直接的经济回报，而只能是道德的荣耀，而且常常是身后的荣耀。但整容者改善容貌后得到的是直接的回头率，是上镜率，是对异性的魅力，是与这些密切相关的经济收益。说到底，美容的目的只能是自我感觉的改善，是个人利益的获得，或者还能为社会贡献一点审美资源，如此而已；除此之外，就没有多少社会价值和意义了。正因为如此，社会虽然对整容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但在道德上的疑问和贬低是存在的，我们往往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能体会出那种微妙的不以为然。
　　如前所说，个人之所以选择整容，是因为社会需要美男美女，而且多多益善。这也意味着社会更喜欢感性的美而不是实质的善。公众对道德上的善人和英雄是相当吝啬的，但对男女美人则极其慷慨。我们看得很清楚，一个见义勇为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其家人不要说得到社会足够的经济补偿，有时连一个虚幻的名誉都不易得到。但一个美女或美男，只要其美丽被社会认可，就意味着能获得大量金钱，而且几乎无须任何理由，无须经过复杂的交换程序。相反，形象丑陋者非但不获社会同情，而且连谋求职业维持生计都极为艰难。这说明，浮华的肉欲的美，已经取代了朴素的内在的善，成为了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社会对人造美女从整体上是认同乃至赞同的，即使有上面所说的种种怀疑和贬斥，其表达也很微妙，更不是理直气壮的彻底否定和激烈批判。

标准
　　
　　传统的人体美，其标准——如果有标准的话——是以人类再生产之需求为基础的：身体首先要健康有力，以承担繁重的劳动；生殖系统要发达（乳房、子宫等部位），以保证人类的正常繁衍。现代人体审美虽然有很大变化，但也还是以这样的功利性诉求为根基的。对“三围”的强调就是如此。
　　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性与婚姻的分离，由于婴儿哺育的逐渐社会化，由于医学技术对怀孕、分娩、哺乳等环节的有效干预和支持，使得生育过程的艰难、痛苦和危险性日益减低，人类对自身的生殖功能的要求大大降低了。这种要求的降低，是人体美的标准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现在流行的所谓人体的骨感美，其实就是专指人体那些与生育机能无关的部位，比如肩膀、后背等部位的美感效果，而这正是性愉悦与生殖脱节的产物。人体审美标准趋向于弱化、乃至否定植根于生殖功能的传统人体美标准。
　　摆脱生殖需要的非功能性的人体审美指标，当然还是为了满足性的快感和视觉的美感，而这两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由于欲望的膨胀泛滥，性快感逐步超越传统的性器官满足而变成对身体各个部位的快感的要求。人恨不能使整个身体全部性感化——每个部位都能激发性，都能获得性的快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来自性器官的快感降低，而这种降低恰恰是对生育机能的忽视和放弃造成的。脱离了生殖后，性其实已经没有了先前那种巨大的强烈的满足的快感。来自性器官的快感的降低，需要从其它部位获得补偿。泛性首先是身体的泛性，而这与文化塑造有关，与对性技巧的重视有关——从身体其它部位来激发性欲。由于对性欲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人体性潜能的开发因此看起来就好像永无止境。这样一来，随着对身体部位与性之关系的认识的变化（比如对所谓G点的研究），人体美的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前文所说的骨感美）。另外，性的满足还与猎奇有重大关系，不同种族、肤色、年龄、相貌的性对象，可以激发人更强烈的性欲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性满足的多样性和几乎无限的可能性，也使人体美的标准日益多样化，而且其标准还将随着时尚的变化而变化。
　　渴望改变自己容貌的人，其实就是根据这样变化着的标准，来确定人体“美术”的设计方案的。他们看似自己做主，其实是按照流行标准来改造自己身体的。
　　
人论
　　
　　“人造美女”面临的基本伦理问题是：个体生命的规定性何在？人是否有权改变自己的身体？
　　从外在规定性看，个人是以姓氏、家庭、家族、宗族、种族、民族、国籍等多重身份来确定自己的惟一性的。从内在规定性看，个人是以遗传基因和外在相貌这两方面独一无二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惟一性的。
　　在现代社会，人的外在规定性实际上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发生改变，个体可以自行决定，并经由法律途径改变自己的姓氏、家庭关系（比如改变婚姻，甚至脱离父子、母子关系）、民族归属和国籍，而不会发生道德上的大的困扰和痛苦。从社会一面看，在不追问其动机和审查其效果的前提下，社会从伦理上认可一个人对自己外在规定性的改变；舆论不会因为一个人在这些方面的改变而降低或提高对他的道德评价。
　　那么，人是否能从遗传基因和外在相貌两方面改变自己的固有特征？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人改变自己的基因结构成为可能，因此改变自己的相貌不但可能，而且早已经成为了现实。技术层面既然已经没有疑问，剩下的惟一问题就是：人是否应该、是否有权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或者，他在何种程度、什么范围内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
　　从现代文明确立的人权原则看，现代人当然有处置自己身体乃至生命的权力。一个人如果决定自杀，社会最终无法阻止；社会并不能从法理上谴责、否定自杀；当然更不能给自杀行为本身定罪。但从伦理的角度看，人无权自杀。因为第一，自杀是对生命的放弃，这与尊重、珍视生命这一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原则相冲突；第二，自杀意味着当事人对所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放弃；第三，自杀还意味着对社会和他人（尤其是亲人）的某种精神打击和伤害。因此，人类社会从道德上历来都是质疑、否定自杀行为的（有特殊动机的例外，例如日本武士的自杀）。
　　“人造美女”的性质与此不同。决定做手术的动机只是为了改造、美化身体而不是摧残身体，更不是为了毁灭生命。但手术意味着对一个生命的惟一性的“改写”，意味着一个人通过手术而变成了另一个人。前述北京女子因为美容手术导致家庭破裂的案例中，其丈夫提出离婚的理由就是：这个女人已经不是我先前所爱的那个妻子了，她是另外一个人，而这个陌生人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在这一点上，“人造美女”和“克隆人”具有相同的意义，两者都是对人的惟一性的巨大威胁。
　　但是，“人造美女”对自己生命的改写，等于给人赋予了变更自己、否定自己的权力。因此其伦理意义和自杀相等。
　　更值得追问的是，人决定改造自己身体的这个“自由意志”又是如何发生的？它真是个人运用自己的理性做出的明智选择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个体对身体美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行为。他追求美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给他人观赏而非纯粹的自我满足；即便有自我满足那也是来自别人的欣赏认同。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个貌似主动的追求，其实是被动的适应。第二，同样的道理，他接受的审美标准来自社会流行审美文化，而非他自己的设定；他是按外在的标准来决定自我形象的。第三，当身体之美已经成为一种商业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时，人体审美的“意识形态”背后其实是商业资本强烈的经济动机。我们看得很清楚，鼓励、支持人体美术的，正是美容业者，包括医院。最新的例证是，宣布面向社会征集人选以制造“姑苏第一精致美女”的不是别的单位和个人，而是苏州圣爱医院（见《江南时报》2004年4月14日03版的报道）。由此看来，决定做人体美容的当事人，在貌似自主决定的背后，其实是受社会摆布的。
　　既然整容者的决定从根本上不是来自自己的理性判断，那么，说他完全是自作主张就是一种欺骗。贩毒分子引诱人吸毒成瘾后，宣称吸毒者有选择吸毒的权力，而吸毒者也认可这样的主张；但社会从伦理意义上能给予认可么？显然不能。假如我们要尊重吸毒者自由吸毒的“人权”，就意味着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他人的人权的践踏和漠视。我们需要看清楚的是，一个人在做出所谓的独立判断和决定的背后，还有什么人、什么势力在起作用。
　　从经济的角度看，整容业空前繁荣的根本原因是：当资本从其它产业中无法获得巨额利润时，从人身体上打主意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在资本看来，改造地球非但没有了远大前途，而且前景黯淡；但改造人的身体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于是相貌丑陋反倒成了美容资本最喜欢的“审美对象”！苏州圣爱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征集，在报名的二百一十二名女子当中，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原因之一，就是报名者缺乏可塑性，即不够丑陋；只有那种全身多个部位都必须经过重大改造后才能成为美女的人选，才符合他们的选择标准。很显然，这个标准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复杂的多次的手术，才能体现医院的高超技术；二是，只有大量的手术才能获得可观的收益（见《江南时报》2004年5月21日的相关报道）。当事人需要付出金钱来换取美丽容颜，而医院需要施行变丑为美的手术来换取金钱。美丑转换的中枢就是金钱。人体之美实际上来源于金钱？资本？是资本，而不是人的自由意志，成了美的创造者。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美容业可以视为整个医药工业（包括药品制造业和医院）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医药工业以人的身体作为其基本市场。医药工业扩大市场的基本手段就是编造疾病。科学家兼记者约尔格·布勒希的专著《疾病发明家》专门研究并揭示了医药界商业化操作疾病的五种模式：“将正常生命现象包装成疾病（比如掉头发）；将个人或社会问题看成疾病（比如情绪不稳定）；将可能的危险视为疾病（比如胆固醇含量）；将偶然现象视为疾病（比如丧失性趣）和把轻微小病夸大成重病（比如过敏性肠胃症）。像紧张、嗜烟、抑郁、肥胖、骨质疏松、失眠、过敏、阳痿、皮炎等都可以归入这一名单。”据统计，“2002年，全球十大制药业的利润增长率均超过了13％。《福布斯》杂志认为，美国的卫生医药业是其中最大的赢家，去年这些企业的净利润为一千亿美元。美国医药企业是布什总统第二任就职典礼的最大赞助商。而在布什寻求连任的竞选活动中，在全部医药业的捐款中，共和党得到了75％。”(详见2005年3月23日《参考消息》9版文章，《编造疾病》，原文载西班牙《荟萃》月刊3月号)中国医药界情况因为没有研究，尚不清楚，但从日常生活的感受和媒体上国民对医疗服务和药业暴利的批评控诉，就可以知道，这个行业如同那些垄断行业一样，成了敲诈、盘剥国民最为穷凶极恶的金钱机器之一。医药资本的企图之所以能得逞，就是因为现代社会人的生命意识和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追求健康长寿和追求美貌的欲望，已经强烈到近于病态了。
　　在哲学意义上，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的生命，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仍然要遵循从生到死不可逆的自然法则。既然如此，人类顺应、服从这个自然过程就是合理的。试图强行改变这个过程，征服人自身，就如同试图征服自然一样，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表现。人类形体相貌上的缺憾、丑陋，是人类健康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人人美如天仙，如同人人富裕平等一样，固然是不错的理想，但一旦付诸行动，就跟社会实践一样，最后必然以悲剧收场。初看起来，这种观念似乎并无不妥，但其实有问题。如果从自由意志这个角度来看人的本质，如果把人类自身的历史看成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和完善的历史，那么现在的“人造美女”运动不过是这个漫长过程中新的一环，它和古人的文身断发，和前人的束腰缠足，和今人一般的描眉画目刺青绘彩，并无本质区别。因此，简单从宗教神学意义上把人的本质固定化，永恒化，理想化，以此来质疑现世大众的人体审美追求，显然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即便我们对此作出有力的论证，但在一个缺乏神学宗教传统的国家里，反对“人造美女”运动的意见注定是少数人的非主流意见，对社会公众很难发生根本性影响。
　　这两种对立的意见，我认为就是“人造美女”运动给我们提出的一个无法回应而又必须回应的伦理难题。
　　我不反对极少数相貌极端丑陋者做适当的整容，因为这种丑陋既使他本人生活在苦难中，也是对社会的伤害，就像电视剧《大宅门》续集中的丑人金二一样，他令所有见到他的人感到恐怖；这样的相貌，当然应该修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反对一般相貌正常的人做整容手术。这种过分的追求说到底是人生欲望过度膨胀的表现，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文化心理灾难。我宁愿把这种时髦文化现象看作人类自我毁灭的前奏和序曲。
　　人类的毁灭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摧毁神。神被摧毁后，神的居所大自然就合乎逻辑地也被摧毁了，这是第二阶段。摧毁大自然能满足人的物质欲望，释放人的动物本能，当大自然被摧毁，而人的欲望无法遏止时，就只能返回在自己身上寻求欲望的最后的满足。人的身体成了我们最后的资源，最后的家园，最后的精神避难所。从自己身体获得幸福的努力，将随着身体的被改变而走向反面：身体非但不是快乐的载体反而成为痛苦的根源——吸毒正是如此。而毒瘾之所以难以戒除，根本原因是人没有了信仰，没有了凭借信仰而产生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意志力，人因此成了欲望的俘虏。由此看来，对人体美的追逐，其实就是继海洛因之后人类追逐的新式毒品。
　　
　　（本文凡提到“人造美女”之处，除非上下文有清楚显示，一般是泛称，也包含了“人造美男”。）
　　
　　

                                          临近身体  临近存在
                                               张念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曾写过一篇短文——《作家的身体》，她说，知识分子大多是笨拙的情人……他们是作家，对他们的肉体同样也漫不经心，而此事与我相距甚远。杜拉斯并不是否认自己的作家身份，她要否认的是那些否认身体的人。
　　否认身体，不是说他轻视身体，相反，是他过于爱惜自己的身体，因爱惜而吝啬，因为他需要的是安全。这时的笨拙和罗兰·巴特情欲燃烧时话语音阶上的休止符不同，这样的笨拙更接近迟钝和麻木，因为思考的赘肉，正悬挂在他高级的头颅上。知识分子对身体的漠视，来源于肉体和灵魂的古老敌意，作为灵魂建筑的工程师，身体作为材质，是旷野中采集而来的大理石，不具备结构功能，它被刀削斧砍，剔除掉它从荒原中挟裹而来的野蛮气息。所谓高级，是为了和动物做严格的区分，身体的首要禁忌就是裸露，而知识分子的写作伦理也根植于身体的禁忌之中，就是杜拉斯所说的那些人，他们的漫不经心体现在他们从不把自己放在文字之中，正如克尔凯郭尔笔下的传教士，他们在转述别人的痛苦，而从不经历痛苦。这样做是安全的，他们盛装出场，景仰的光环笼罩在他们周围。
　　我们为什么漠视身体，漠视源自对恐惧的逃避。身体当然不会直接导致恐惧，我们的恐惧来自禁忌，比如小女孩从小就被教导成必须防范和抵制与男人的身体接触，接触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糟糕透顶的一件事。经过文化的涵养，禁忌成了文明的准则，谁要超越准则，就是反智的，是野蛮而低贱的。而知识分子的禁忌，针对的是面具，他们像小女孩爱护身体一样的爱护自己的面具，他们以为这和廉耻有关，他们恨不得消灭自己欲望丛生的身体，极端的表现就是禁欲。所谓“卧薪尝胆”，所谓“卧冰求鱼”，所谓“杀身成仁”，身体遭受了摧毁性的折磨，这样才能出人头地，这样才能道德完美，如此的完美，正是通过对身体的不道德行为而实现的。
　　在中国当代文化的词语剧场中，“身体”这个主人公真是命运坎坷。一会儿是生产资料，一会儿是社会主人，一会儿是“老黄牛”，一会儿是“铁姑娘”，一会儿是党的女儿，一会儿是人民之子，在这样表述的时候，“人”这个概念出现了，这类似于长镜头，因为特写会暴露我们的缺陷，身体的缺陷。一个不服从缺陷的世界，必然充满了谎言，因为我们实际上不能真正消灭我们的身体，因此尼采高喊：身体是我们惟一的准则。精神，太精神的结果，就是“自我”的过度膨胀，我们的身体变得粗笨滞重，囤积着太多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脂肪，这和被驯化的绵羊更接近了。这些肥腻的脂肪掩埋了身体的真相，在国家话语的监视之下，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了一场盛大仪式，一场和内心倾向、和身体的疼痛冷暖无关的大弥撒。我们的嗓音被国家机器印刷成标语和口号，肉嗓的风寒疼痛交付给身体独自承担。
　　作为身体一部分的肉嗓还只是承担了身体的局部命运，而劳动改造，是针对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精神祛魅法，高强度的劳动成了一代人的梦魇。这里的劳动和惩戒相关，因为他们的“心魔”难以捕捉，他们的身体理所当然地成了替罪羊。身体承受着来自内外双重力量的打击，就是说在身体本来就不受自身重视的前提下，驱逐流放或者消灭，再次从侧面提醒了身体存在这样一个坚硬的事实，这无不兼具悲剧性的反讽意味。而如今的军训，仿佛是新一代人的成人礼，那被暴晒的皮肤，被弄得酸疼的腰、腿和脚，再次表述了身体不由自主的受支配的历史命运。给身体制造种种不适，是为了强化对身体的厌恶，从厌恶身体到厌恶自我——心魔，好让身体腾空，这样，身体就被打造成一只精神的容器，等待着填充。
　　法国诗人瓦雷里曾说，最深的是皮肤，这句话被后继者发扬光大地表述为：最深刻的是我们的身体。于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福柯，认为身体和力量相关。这种力量源自于一个巨大的秘密，就是身体总是成为被惩戒的对象，而酷刑就是惩戒的极至。
　　在我们的文化中，惩戒还波及到离身体最近的服装，因为服装会从一定程度传达身体的信息，那么对身体的压抑就从对着装的管制开始的。1964年11月18号的《羊城晚报》刊载了《服装的多样与怪样》，文中写到：
　　
　　什么样的服装是奇装异服呢？举点例子：女人的敞坦胸部的坦胸领，彻底暴露肩腋的背心袖，包紧屁股的水桶裙，紧束腰部故意突出胸部的其它怪样的衣服，我们认为都是奇装异服……这些怪样衣服的特点，一是卖弄风情，刺激别人的感官；二是有损健康，不利于肌体的活动。而所有这些奇装异服又全是从西方抄袭过来的，同我们勤劳朴素、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风尚背道而驰。……西方社会的服装所以越来越怪，越来越趋向于“肉感”的暴露，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腐烂到极点的反映。
　　
　　身体的真实感受——感官，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峙话语中的核心所在，服装在此也被意识形态化，耳、眼、口、鼻，手、皮肤，所有的感官，在拒绝刺激，因为精神的腐烂要比感官的腐烂严重十倍。它们通通被收编进社会主义朴素风尚的符号编码中，通过消灭“奇装异服”来消灭女性曲线。这是高压政治权力，以一种更加隐蔽和阴险的方式，完成对女性身体的建构，并且在风俗与健康学的托词之下，排除性别差异，从而把微观的性别政治纳入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中。也就是说，女性身体，不再是身体本身，而成了权力渗透后的一种效果。
　　这里的身体，类似于鲍德里亚对身体的第三种界定，对政治经济制度来说，身体指涉的是人体模型，代表着价值规律之下完全功能化了的身体。身体被物化，身体的使用价值在知识分子那里，被表述成写作机器，在集权者那里被表述成意识形态标本。我们发现，在身体逻辑上，知识分子和集权者达成了某种默契。
　　于是，恢复身体的权利，成了我们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
　　当社会主义的女性曲线复活的时候，具有革命优先权的身体，又跌入了商业经济的陷阱。暴露（风情）的交换价值，成了所有商人不言自明的巨大卖点。尽管“风情”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也是被男性话语建构的结果，是被赞美、欣赏、歌颂、诅咒、观看、享用的客体，因为女人一直丧失了对自身的发言权，自在自为的女性身体是难以想象的。身体的命运不是被政治收编，就是被商业认领，我们的身体已经无路可逃。
　　但所幸的是，我宁可把商业性看成身体叙事的一种结果，这和政治化的身体不同，以前的政治话语，是对身体话语执行就地枪决，而商业时代的身体话语，有了缓刑的可能，身体话语的自在自为性，只能体现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经历了身体的政治囚笼之后，我们的目光落在新一代的身体书写之上，鲍德里亚的身体理论就显得太“西方”了。这不是和社会主义相对应的西方，而是一个正在努力走向多元化，努力进行“一”的突破的社会相对应的西方，所以，当我们谈论身体的时候，必须识别这种谈论的参照系，是现在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过去。
　　临近身体，首先必须临近我们的存在，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对身体的敌意，已经从过去的国家主义监控（比如控制女性曲线的审美观），下滑到道德伦理层面，这时，政治伦理的尴尬身影，侧身躲在了道德伦理的“温暖”怀抱中，获得了更大的欺骗性。我们发现前面提到的1964年文本中对“女性曲线”的压抑，已经延伸到当今的男权话语之中，比如“美女作家”，比如“坐台女作家”，比如“妓女文学”，这些词汇隐含着臭名昭著的仇恨逻辑，这是男权意识自动书写的表现，女人一旦写到自己的身体，男人就立即认为这是做给他们看的，是在卖弄。而具备了身体自觉意识的女人们，回答说：我的短裙，与你无关。
　　在我们的性别政治中，身体权利，一直姓“男”。身体书写的性别也是“男”。女人或者女人的欲望，总是在将男人导向毁灭。要么是祸水，要么是鬼魅，如果他想志得意满，听从仕途功名的召唤，那么女人就意味着祸水；如果他正失魂落魄，受到权威社会的冷落，那么女人就意味着安慰，安慰也是阴冷的安慰，来自鬼魅世界的安慰——《聊斋志异》。还有一种就是把女人绝对物化成古玩，而古玩最文学化和抒情性的表达，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这里牵涉到许多问题的转换，男人—女人，人—身体，爱情—色情，这三组关系长久以来形成的伟大对立，是积极与消极、高贵与低贱、生产与耗散、事业与休闲、赞美与诅咒的对立，而所有这些对立，是因为我们思考盲区对后者的遮蔽，在这个意义上，才出现了法国哲学家巴塔耶的《色情史》，试图颠覆这些伟大的对立。他说：“色情从根本上看，是一种内心生活……我们的内心生活是无法被限制的，即使勉为其难，因为我们为更好地把握生活，选择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无疑是思想的普遍对象。”思考对象的转移，是从微观视觉上调整我们对于生命的态度，是痛苦和愉悦的转换过程，在转换中发现生命的无限秘密，在经验上丰富我们的内在感受。
　　“窗外在下雨，今晚很冷，我需要的是一个拥抱，拥抱就是我的上帝”，这是一个广州女诗人的诗句，拥抱离身体更近，离激情更近，离温暖更近。拥抱的暧昧，携带着身体的暧昧，因为这一刻，时间陷入昏迷之中，它的瞬间性就是让上帝显形，倒向上帝的怀中，这里的拥抱是如此的色情，这色情是女人把自己的身体引入与上帝（哲学）的直接对话之中。色情作为一种内心倾向，它几乎是无所欲求，不欲求长久，不欲求爱情，不欲求过于庄严和高尚的人。它朝着没有光亮的地方奔去，正如杜拉斯的情欲书写，那情欲和在胃里燃烧的酒精调和在一起，没有任何好处，没有利益得失的权衡，在我们精神错乱的时候，“即使属于污水沟的水平”，仍然还是知识分子，这里的知识分子，作为是理性王国的潜逃者，在抢救身体的权利。“而真正酗酒的人，无疑是最单纯的人”。这是一个女酒鬼的伟大发现，正如她发现了情欲的力量，发现了身体的力量，发现了高尚的另一种可能。于是，在杜拉斯那里，人们甚至不用整个的身体，而用肉嗓做爱，她在表达声音和色情的内在关联，这是行走在深水区的《夜航船》。我们的身体充满了如此丰富的可能性，惊艳也是别样的惊艳。身体，以及经由身体的色情想象和色情体验，在不同的思想纬度上，它就是天堂，它就是地狱，它就是极地，是保罗·策兰诗歌里的《极地》，“在我们的身内，不可逾越……我在你中失去你，那是我雪白的安慰”。
　　当我们的目光重新落在生命中那些受诅咒的部分，更多时候，我们是以实用的标准在衡量一切。无功利性的欲望行为，在耗散能量，这让我们如此的不安，“雪白的安慰”指向不断形成中的生命，哪怕色情的感知方式变了，而身体依然是我们的第一存在。先锋小说家蒋志在他的小说《铁皮人的秘密情节＋关于身体》中描写了一千年后人们的性爱，“他摸了艾达的乳房，这是一千年前男人的习惯，可他感觉到就像摸着一团海绵或者一团无聊的空气，这种感觉已经让他无法顾及，他的情欲已经被她完美的吸管所吸引”。吸引这个男人的是情人的吸管状性器，他用吸管人的概念表达生命总是在吸引和被吸引之间游走，因为“生活的意义其实就和阅读一样，尽量去延长审美的向度，产生存在的快感呀”。阅读快感的发生，是因为文字组合类似于身体的真相，有光泽、温度和质感，能奔跑，能喊叫，进入词语的剧场，就等于进入身体的现场，为此，罗兰·巴特宣布了“作者的死亡”。回避这个事实，我们自然就会堕入谎言的世界。
　　一种和色情秘密相关的美学风度，正在我们零零碎碎且不断增长和蔓延的生活经验里潜行，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身体的盲动。当我们对“人”的思考显得过剩，因过剩而造成疲倦的时候，身体的孤独与颤栗，身体的歪歪斜斜、摇摇晃晃，需要另一种理解力，是我们跌倒时，伸过来的手，手的抚慰，要多色情就有多色情。
于坚，诗人，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于坚集》（五卷）、诗集《于坚的诗》、随笔集《棕皮手记》等。　　
单正平，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行走在边缘》、《膝盖下的思想》、《闲话女人》等。

张念，作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不咬人的女权主义》、《心理气候》等。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