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节日------大众狂欢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

                  节庆活动都是人类文化极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
                                                   ——巴赫金
    1911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可以看成是以汉族为主体的这个现代民族国家获得自主政治权力，同时在文化及精神上获得自主发展的一个机缘。为了表示对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的拥戴，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的人们，就的把一些有意义的日子，设为名目繁多的各种节日。  1942年，在《文化先锋》 上曾多期刊登了由徐贡真（徐文珊）编写的《建国历详解》，把民国时期的各种节日和纪念方法都作了介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对节日文化的重视。这些节日都是面对特定的大众人群。“节庆活动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的第二种形式” 节日对于肯定这个新生的国家政体，将这个现存政体神圣化、合法化和固定化有很大作用。节日象征了国家对各个层面国民地位的肯定和保障，节日也反过来加强了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来有许多民众节庆日。民众结社和各种宗教纪念活动的形式中，许多都是以节日的形式来进行的。但在民国节日的设立上，有些节日直接借用一些西方节日，如妇女节，儿童节。而中国传统的节日，多数都没有能恢复和设立成法定的公众节日 。由于节日是面对国民大众中的，具有着文明教化和价值认同的目的。从中可以看出，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模式，在民国时代已经是起了支配作用。
这其中，诗人节是一个独特的节日。说独特，首先是因为这是对一个中国传统节日的改造而来。而且，不象其它的大众节日，诗人节是多少带有文学家和上流人士雅集性质的节日。有特别的对诗人文学家们的某些期许之意。其次，这个节日是对中国传统民间节日端午节的改造，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肯定。其三，诗人节引出过非常激烈的争论。1944年的诗人节纪念期间，由孙次舟等学者由诗人节引出屈原问题的争论。不同政治和学术信仰的学者和文人知识分子们。围绕诗人节，展开过长达多年的学术争论。一直持续到1946年底。最后是对屈原持否定的观点遭到了多数人的否定。但是奇怪的是。1949年建国后，诗人节却又悄悄的被人淡忘了。
    围绕诗人节的争论焦点，主要是两个学术问题。其一是一桩民国学术公案的重新提起，即由疑古派而生的中国古代的诗人屈原的身份问题。其二是中国民俗中端午节是否是纪念屈原而设，把端午设为诗人节是否合适。这两个问题都牵连到一个学术集点。即是在现代的民族下文化建构中，如何对待中国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这两个问题中还隐含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化的前提命题。即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是否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代表？这就连带生发出了现代政治派别对文化权力争夺问题。
    所以，诗人节的设立和其后的争论，实际上牵连引出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政治的价值趋向和起伏消长。作为一个历史公案，屈原问题在四十年代再度成为现代的文化和学术热点。这其中的意味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我先就诗人节的各种情况作一些研究。诗人节的各种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对于四十年代历史剧《屈原》写作演出和争论，都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生发开来，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政治和学术对一些现代文学文本的生成和演变发展，也 都有很好的意义。

二， 诗人节的设立由来，倡议组织和庆典

    第一届诗人节纪念活动，是于1941年的六月十八日举行的。而设立诗人节的动议，则当然在这之前。但是，谁是诗人节设立的的首倡者，何时确定端午为诗人节。则文献多语焉不详。但是有两个人可以肯定和诗人节的设立有关。一是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的郭沬若，另一则是时任文协秘书长的老舍。
    郭沬若于1941年5月30日发在重庆《新华日报》的《蒲剑·龙船·鲤帜》中，谈及诗人节的起源：“抗战以来，由于国家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端午节的意义因而也更被重视了。特别在今年，有好些做诗的人竟把这个节日定名为‘诗人节’。”这里，郭沬若是在1941年诗人节庆典之前，己然就说诗人节已经有人提出设立。从语气上看，一个“竟”字，意在表明他也不是倡议者。
    在1946年，他在《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一文中 ，他说“1941年，在重庆的一大部分做诗的人不期然地把旧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立地便得到了普遍的响应。但只公开地纪念了一年，以后便只好由少数人静悄悄来举行纪念了。……” “不期然”三个字，意在表明没有特别的组织者和特殊的用意。同年，郭沬若在《屈原的幸与不幸》 中说：“在七年前聚集在重庆的一部份诗人们便把端午节订为诗人节。”郭沬若只强调诗人节设立的积极意义，却没有说谁是这个创意者是谁。如果不是有意隐藏什么的话，究竟什么时候定端午节为诗人节，郭沬若自己好象也有不清楚的地方，也不知设立诗人节的创意者是谁。
    在1943年的《文化先锋》杂志上曾连续刊登了徐贡真撰写的《建国历详解》。关于诗人节。其中说到：“抗战以来，国内诗人咸感屈原诗风人格，两俱不朽。于爱国诗人中最早最著，丁兹大敌当前，国势砧危之际，允宜矜式前贤，用励来者。因于民国28年7月，由陪都文学家舒舍予等召集在渝文艺作家开会，公议以每年的阴历五月五日，爱国诗人屈原殉国纪念日为诗人节，藉以纪念前贤，并资策励云云”  这个材料是说诗人节是在民国28年（1939年），由在重庆的老舍等文学家的一次聚会中倡议设立的。
    查老舍年谱，在1939年 4月到6月，老舍一直在忙于组织作家战地慰问团劳军，并于6月28日参加由北路慰问团离开了重庆，此后约五个月时间（6月28——12月9日），一直在西北和中原劳军 。可见，民国28年设立诗人节的说法有肯定有误。但在同谱中的1940年6月10日。记老舍出席“文协”召开的纪念屈原晚会。会上把端午节定为诗人节。这一天当是旧历的五月初五。而正式的诗人节纪念活动却是在第二年（1941年）的旧历五月。所以，倡议设立诗人节的设立时间应该是在1940年的6月10日。老舍是主要在场参与者之一。不是郭沬若说的1941年，也不是徐贡真所说的1939年。
    老舍是当时的文协的秘书长，他有一篇在第一届的诗人节上的演讲。又在第一届诗人节后的第二天，写了关于第一届诗人节的记述《第一届诗人节》一文 。记述诗人节情况并作为文协的工作报告之一。其中说道：
    去年端阳节，“文协”的会员们开了个晚会，纪念大诗人屈原，并有纪念文字发表于各报纸及文艺刊物。当天，就有人提议，好不好定此日为诗人节。　　过了一年，“文协”的朋友们又想起那个重要的提议，而各方面——教授们、爱好文艺者，特别是老诗人们——都以为事不宜迟，应马上去作。
    由此，老舍说的诗人节由不经意间有人提出当为确论。而时间是在1940年端午节文协的一次晚会上定下的，由于文协是个半官方的文艺家组织。 也就是说：诗人节的设立有一定的官方色彩。而老舍，的确是诗人节设立的直接操办者之一。

三， 诗人节纪念活动和有关争论

    诗人节纪念以1941年的第一届纪念最为正式隆重。据老舍后来追记：这次纪念，参与者有许多党国要员，如于右任（监察院长）、陈立夫（组织部长）、梁寒操（宣传）副部长、冯玉祥将军等。又有文化及各界名流。大会选于院长为诗人节纪念会主席，老舍为主持。在会上，于右任说及今年诗人节和五卅同日，正应了是“诗的内容是要反抗侵略，阐明真理，诗人也就该是战士呵！” 。老舍作了主题演讲。郭沬若作了有关屈原的考证。李可染作了屈子画像，安娥、高兰等作诗朗诵。马思聪等演奏了纪念音乐。重庆、成都的各大报也有及时报道，许多报纸出了特刊，这显示官方对诗人节的主动参与。从官方的角度解释，诗人节是为反抗侵略，鼓励诗人成为战士的目的而设。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必亡的恐慌言论很是流行。诗人节的庆祝活动，无疑带有号召国民起而抗战，反抗外侮，反对投降派的鼓舞士气的设想。在抗战建国的立场上，官方和民间各种背景的势力在纪念诗人节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分歧。
    1942年的6月18日的诗人节，和苏联文豪高尔基逝世六周年同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和中苏文化协会主办了纪念高尔基活动，并同时举行了以诗人节为主题的纪念，孙科立法院长和于右任院长参加并讲话。孙科以高尔基和屈原并举，讲出两“诗人”的共同点是爱正义爱自由，和今日反抗法西斯的人民是共同的理想。于右任说高尔基和屈原“生前都是为人民利益而写作，都是颠沛流亡万分艰苦的一生。……要发挥屈子‘天地万物总动员’的精神，与苏联及世界各反法西斯盟邦，携手共进，击败全人类的公敌——日德意法西斯国家” 郭沬若在讲话时说道：“他们两位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也都是反对暴政、反对法西斯专制的。”并说屈原的艺术是成功了，但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坦悲剧的深刻意义，还不在于他本人。……（屈原）不幸这两朝楚国的父子君臣，都是昏君，不能采用屈原的思想，，来完成统一，反让秦国来灭亡。……屈原的悲剧，还不仅是楚国当时的悲剧，而且是民族的悲剧。 虽然他们是不同的政治派别，在对屈原是人民诗人和暴政的反抗者这两个命题上，却是有相同的判断。只是于右任等主要把暴政者指向外部——德意日法西斯，而郭沬若则有意把暴政指向内部——诗人祖国的统治者。这可以看出些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对诗人节解释的侧重点来。当时，重庆各大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都作了报道。外地也有诗人节的纪念活动。但是有一些区别。重庆官方报纸对有关诗人节纪念活动很简单，《新华日报》却用了一整版来纪念。显示官方和中共对诗人节的重视程度不同。
    但是在1942年以后的诗人节庆典中，官方调门却悄悄的降低了。在以后的几年里。总体上诗人节纪念多是民间或者是在一些私人圈子中举行。
    1943年的端午节是6月7日，时值大雨，老舍应吴组缃的邀请去喝酒。没有了集体性的诗人节活动，老舍还颇有点怀旧。作诗云：“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前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年豆花香”  。显示了无奈和寂寞。臧克家、王亚平等在1943年写了纪念屈原的诗文专辑 。43年端午期间，官方的的主要报纸，很少诗人节纪念的各种消息。 诗人节纪念活动多是在一些文人圈子里举行。而且从地域上看，成都的诗人节纪念活动每年都有，重庆却很少。在对诗人的纪念上，杜甫也渐渐成为诗人节纪念的重要人物。 由此，我们可以揣想政治中心和左派文化中心对诗人节纪念的不同态度。
    1944年官方的的主要报纸，很少诗人节纪念的各种消息。 ，在成都的诗人节聚会也是私人性质 。在这次聚会上，孙次舟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观点。由此再次引出了有关屈原身份的论争。此次争论持续到1946年。先期争论的主角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教授孙次舟。 他先在口头提出弄臣说后，被司徒丹凤（刘开扬） 和陈思苓 及其它文艺界人士的批评。孙随之发长文解释他的弄臣说是以科学方法而推导来的。主要在于破除社会对屈原的迷信，对崇拜屈原者进行批评 。其后，陈思苓 赵庄愚 等以专文批评孙次舟。孙次舟最后以《屈原问题的最后申辨》 作答，退出争论。但是，有关屈原的争论却没有停止，1944—1946年间，在郭沬若主编的《中原》上，发表过多篇有关屈原问题的争论文章。其中郭沬若、冯沅君、陆侃如、闻一多等都有论文。这次的争论表面是以学术为名义而进行的。孙次舟在对论争对手进行攻讦打击时就说，“这许多的批评文字，都未运用‘科学的’论辩方法，更不知道用‘真实史料’向我论难，因此人手虽众，骂声虽喧，仍旧不能从战国未年的文献上、考古遗物上、社会制度上获得证据……。” 孙次舟标榜的方法和史料，正是二十年代屈原问题争论的旧命题 。孙在文中还拉出许多史家名流为自己招帖。从某些角度看，孙的这种求所谓方法的科学态度，却也是带了偏见态度，是以一种知识体系去否认另一种知识体系。而且还有些不合时宜的迂阔，所以，当他拉闻一多为自己同盟时。闻一多虽然没有否定他，却对弄臣说作了不利于孙次舟的解释 。因为，在抗战建国的时代，对屈原形象的尊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对民众主体的尊重，是相与而成的。凭心而论，孙次舟的论点有哗众之嫌 。所以，孙次舟被多数人批评，不是事出无因的。因为学术也不可能是没有倾向的纯粹理性，而从学术的角度看。孙次舟的方法和标准，是沿着胡适一派而来，也是现代学术争夺话语权力的方式之一。
    由于在1944年的屈原的争论而引发的热点效应，加之抗战临近胜利。在1945——1946年间的成都，重庆等地，又举行了更大规模的诗人节纪念。在对屈原是人民和爱国诗人的评价方面。人们的声音是不一样的。闻一多连连称屈原是人民的诗人，而且是不屈于强权的诗人，而对他爱国的品格，却带了些微词，认为屈原的伟大是在于他的人民性和反抗性，而非忠诚于国家和君主。  叶圣陶这样平和的人，也在1945年的诗人节演讲中提出：“在‘人民的世纪’，‘人民的诗人’没有旁的要写，要写的就是‘人民的诗’。” 。臧克家还写了长诗以纪念屈原。屈原评价的主流论点，在抗战即将胜利而国共即将决战之际，渐渐由爱国诗人转向“人民诗人”。正照应了学术和政治的互相关联。
    诗人节及屈原的争论，大致可以分成两派。屈原肯定派和屈原否定派。肯定派却可以分为三派，论点也各有侧重。一开始的时候，各方观点都相似。如前两次诗人节，代表国民党开明一派的都积极参加诗人节纪念。他们的论点主要是强调屈原爱国、忠君和同情人民、坚持抗敌的品格。老舍等没有派别的文艺家们，则主要强调屈原个人品德的高尚，强调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他们相近，郭沬若等人则在强调屈原个人品格之外，特别强调了屈原走向民间，脱离庙堂，反抗暴行和亡国政府的一面。否定派也是如此，有代表官方宣传部门的如张道藩和潘公展等，主张国家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一个国家一个党。以战国历史为比，主张现代博奕式的大国政治权术。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权利进行限制。反对小人议政，也反对其它政党。另外就是以超越党派和政治的胡秋原和以纯粹学术为招牌的孙次舟的屈原否定论点。虽然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但在对屈原的否定态度上是相同。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观点去分析，否定派可以说是代表了政府的立场，肯定派虽则代表了民间立场，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打的是工农和民众的代表的旗号。这实际是国共两党在文化上的较量。争论涉及五四新文化以来的对中西文化的取舍问题，对屈原的评价和争论，人民性和爱国等问题。除去现代学术思想转型时期的学术史因素，这次争论已经转向了政治争论。所以，诗人节已经不只是一个节日问题，这就像一个引火捻绳，每次都要引出爆炸性的学术或政治争论来。个中原因，我们要先从诗人节设立的复杂背景谈起。

四， 诗人节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

    中国现代文化的身份归属，一直是中国现代化选择中的焦点问题。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现代文化的走向，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两种主要价值选择——西化或者是本位化 ，长期争论不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和其它折衷的文化方略，也都不能给文化身份以一个确定的位置。而抗战以兴，国家民族面临亡国危机，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成为团结国人和加强国民认同的重要工具。因此，复兴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向心力的关键。但是文化的选择不能简单的走回头路，还要结合时代环境变化使之富于生命力。这就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改造和走向问题。对五四以来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动，就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文化的合乎情理的选择。抗战时国学复兴，也反映回归传统是中国文化的一时之选。纪念屈原，也是抗战时期文化回归的一种现象。
    在政治层面，文化的正统地位赋于政治的合法和正统地位。国人对传统文化在情感上的认同。也就使现代文化代言者的身份，暗含着国家民族现实利益的代表者。而对传统文化拥有正统的解说权力，就意味着在政治和道义上的正统权力。对屈原的纪念和肯定，是中共文化策略上取得对中国传统文化代言者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占了先机。
    郭沬若在1940年的6月9日在重庆《大公报》发有一篇短文《关于屈原》 。文章中在对屈原作了一些简单的说明以后，有这样的话：
“（屈原）他是为殉国而死，并非为失意而死。
屈原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拜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对于国族的忠烈和创作的绚烂，真真是光芒万丈。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
多造些角黍，多挂些蒲剑和藤萝，这正是抗战建国的绝好的象征。”
    选择屈原作为中国诗人的代表，是认定他的死是以身殉国，是为国家而死。这样屈原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失路臣子和被放逐的诗人，而是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受难的先知诗人。他又对屈原的个人思想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屈原的尊重正义和抗拒强暴精神是属于反抗的精神。屈原是属于有新的时代精神的国族的先知诗人和精神象征，这是把屈原思想对中国民族的精神性格作联系。郭沬若还把屈原时代和当今的中国相比，并指出他们的相似处。这样从个人道德、民族到社会现实等方面，郭沬若分析了关于屈原纪念的重要性，借古可以知今。就是要向发扬屈原的精神，抗战救国，同时也要反抗导致国家败亡的国蠹民贼。这背后就有了文化以外的政治意味了。
    我们可以注意的是，郭沬若有效的利用了“抗战建国”四个字，这是当时中国一切合法性行为的基点。热爱国家的名义成为最充分有力的理由。文中的角黍（粽子）等物，则主要是以民间信仰的神圣化，庄重化表达崇拜之意。要文人们象屈原一样为国家效力。以爱国的名份而争得自己表述思想的合法权力。 同时，考虑到二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次由胡适为一方的有关屈原的身世真伪的学术论争。郭沬若也不无向胡适等英美派在学术上发难之意。                            
    在国共双方争夺本民族文化代言人的地位时，选择屈原作为民族的文化英雄。对于中共却是天然有利合适。如郭沬若所说“正当屈原的纪念在民间逐渐失掉它的本意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局面又处到了二千年前楚国所遭过的境遇，外有比虎狼之秦更残暴的日寇。内有比令尹子兰楚怀王和郑袖等等更坏蛋的卖国君臣，因此屈原的影像又特别的放大了镜头” ，屈原是楚国的不得志者，和中共及其它不得势的知识分子有天然的相似身份。屈原身当楚国将亡之际，中国时逢国难，这在历史情境上有相似处。楚国的亡国有其国内政治腐败的因素。屈原在史书上是被国君放逐的诗人。屈原的命运和中共身份的知识分子有相似处。爱国忠君是屈原思想中的核心，但是爱国是正确的，而忠君是愚蠢的，这是被历史文化证明了的。而自民国政府建立，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是历届政府的使命。所以，当一个政府面临亡国的困境时，政府的合法性就遭到了危机。这样来看，屈原问题也就有了政治上绝佳用意。所以，对屈原文化英雄意义的提倡是很得政治先机的行动。同时，如何把屈原纪念的话题做得充分有效，就成了设计屈原问题的人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然，诗人节设立的理由，并不仅仅是这些赤裸裸的政治内容。起关键作用的还有其隐蔽的背景。起码说来，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树立民族文化英雄的想象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从官方来说，通过树立一个民族的文化英雄，来唤起国民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不仅可以提高本民族文化的自主意识，而且也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鼓舞爱国情绪，以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这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文化策略。走的是近代国家兴起的路子。所以对诗人节和纪念屈原，官方开始还是持支持态度，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干预。但是，诗人节的设立，确有中共的文化运作的影子在里面。这其中，郭沬若起了关键作用。
    在1940年端午节前，郭沬若本人的公开身份是中央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主任。他完全可以以官方的身份说话。在诗人节设立之前，他已经发表了不少有关屈原的文章。郭沬若在5月3 日写成《关于屈原》 。6月7日写成《革命诗人屈原》 而在诗人节动议设立的当天，在1940年的6月10日，在重庆《新华日报》第四版用了一个整版，刊登了郭沬若、臧云远、戈矛三人纪念屈原的三篇文章 。这一日是农历的端午。众所周知，该报是中共的报纸。可见，设立诗人节是有中共设想的文化策略的背景因素。另外，6月10日的纪念屈原的聚会虽说是文协组织的。当时与会的人物，老舍文字中也没有留下纪录。但在这一时期文协的秘书处和理事会中，郭沬若、楼适夷、蓬子等左派人物还是占据多数。在当时老舍书信和交游中，提到的许多人都是中共背景的文艺家，如郭沬若、蓬子、梅林等等。而在1940年这一年的6月10日，同日重庆各大报，如中央日报，大公报等。都没有任何关于端午节或者纪念屈原的文字。说明官方并没有主动组织诗人节纪念的意图。
    从这些事件的复合情况，我们可以判断，设立诗人节极可能是中共的有意安排。之所以没有让郭沬若等与中共密切的文艺家直接出面组织倡议，却是为了取得诗人节纪念的合法官方地位的考虑。而设立为公共的节日，可以最大限度的发动群众参与，并把节日庄重化，神圣化，达到民族认同的效果。而这种安排，确有奇特的政治效果。这也是中共在确立了政治合法地位之后，力图在文化上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角色的一种努力。这点，我们从诗人节设立的意义阐释中可以看出些端倪来。

五， 诗人节的潜藏背景----对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英雄的呼唤

    19世纪以来，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的时代。有一种理论认为，每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命运都会这些民族中伟大人物的出现有关，其代表人物是当时英国历史学家的卡莱尔（T·Carlyle）的英雄史观， 即一个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是英雄历史和英雄的崇拜历史。这个理论曾引起许多近代知识分子的注意。鲁迅把卡莱尔看成是与达尔文并列的英国的人文英雄。“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 卡莱尔的所说的英雄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士，而是能激发这个民族的想象力和向上精神的文人英雄。这更为当时的文人赞同。晚清马君武翻译拜伦《哀希腊》，周氏兄弟等译的《域外小说选》，许寿裳所作《兴国精神之史曜》，对尚武精神和对英雄崇拜都作了肯定，但是他们看重的却都是文人英雄。而卡莱尔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最大的人群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鲁迅（全集1-29、35、39 、5-236）、郭沬若、郁达夫等人的日记和其它记载中，卡氏都是被多次提及的一个史家，而他对每个民族的英雄的高度评价和鼓吹，尤其是对能改变民族精神的文人英雄的赞扬，可以说是深深的影响当时的爱国的青年。鲁迅说过“BYRON和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ofi Sa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诗。 ”因为 “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所以，为当时的青年所神旺。 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是和民族的革命复仇和反抗有着共同的命运！而允文允武式的先知式的个人英雄——文化英雄，更是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兴起的主要标志。
    民国初建，民族文化英雄对一个民族国家兴盛的必要性，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要话题。屈原是有资格作为汉民族的文化英雄主要人选。1922年，梁启超就写文章把屈原看成是中国的但丁。 而在民国建立前后，以屈原为中心，就曾有一个复杂的争议话题。除去新旧学术之争而外，以民族文化的英雄为中心，不同背景的人也曾对屈原作出过不同的判断  。
    传统话语系统中的屈原，是一个忠于国家和君主，以道德效死而得国人敬仰的形象，这显然不是现代民族兴起而需要的文化英雄。1907年，鲁迅曾在《摩罗诗力说》中说“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思，郁为奇文……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屈原）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声，函深哀焉。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大都诗人自倡，生民不耽。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
    鲁迅没有把屈原看成是中国的民族诗人，而把他看成一个和社会隔离的自我性的诗人。这个评判和传统的评判有着明显的差异。可以看出鲁迅独特的以张民族灵明为出发点，以反抗为标准的英雄史观。鲁迅还明显表达了对屈原没有成为影响一个民族反抗性情的诗人的遗憾。在鲁迅以为：“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殤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 只有敢于抗争而且有英雄的民族才能免于灭亡，才能兴起。从鲁迅个人而言，他渇望中国的汉人有自己的抗争式的民族英雄。对屈原的褒贬，是站在一个提倡反抗的立场而发的。他并没有从道德层面上分析是非，因为在中国当时的要务是求生存和自我拯救。而且，和传统道德观念不同，以尚武为特征的新的公理和正义的观念正在生成。五四之后，曾为新文化先驱的李大钊，就在日本的杂志上发文，认为新的国际伦理应该有日本人的“武士道”和“大和魂” 可见当时知识分子们对强力和英雄的崇拜。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道德是被否定的社会价值。在三四十年代。战国策派和民族主义文学的兴起，也和这种思路不无关系。1941年四月，李长之以卡莱尔自豪英国人在科学上有牛顿，文学上有莎士比亚这样的人文英雄作比，写《孔子和屈原》一文。说“我们的哲人中有孔子，我们的诗人中有屈原，孔子可比柏拉图而无愧色，屈原可比但丁，歌德，莎士比亚而并驾齐驱。……孔子和屈原是中精神史上的最伟大的纪念像，是中国人伦之极峰。孔子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Der Geist），屈原代表我们民族的心灵（Die Seele）！我们民族是幸福的。” 五月间，梁宗岱为第一届诗人节作了《屈原》一文，说“屈原的命运其实就是一切先知先觉——孔子，苏格拉底，耶苏，释迦牟尼——底命运。”
    如前所述，在四十年代，抗战建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对象。而有关屈原的争论却主要集中于屈原作为和自己国家同命运命题上，这正是“诗人节”设立的本意。却也隐隐照应了民国以来许多知识分子思考的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文化英雄问题。
 
六， 诗人节对抗战时诗人的期许与对抗战诗歌的影响

    抗战爆发不久，对抗战文学曾有过几次争论。代表事例是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围攻 和对孙毓棠的批评。和诗人有关的是后者。争论起因于孙毓棠在发表于1938年的《谈抗战诗》等。孙毓棠批评抗战时诗人们做诗时的空洞和粗糙。反对诗歌只抒发时代的诗情，反对将诗作为宣传工具，不承认诗能大众化等等。这在当时曾遭到许多人的批评。抗战时期，树立民族自信，鼓舞国民精神，是需要诗人们的诗歌来唤起民众的。这也是对诗人应该如何为国家效力的社会要求。所以，设诗人节为节日的设想，是由于诗人节的影响对象主要还是文人知识分子。这既是对抗战诗歌争论的回应，也有对抗战时期诗人们的某种期许之意。
    老舍在第一届诗人节的讲演中，对诗人和文人有一个精彩的解释。这也可以看做对诗人节设立动议的一个说明。他强调诗人节的价值，就在于诗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存亡有极大的道德层面的意义。他说：
    诗人节有二义：一以纪念大诗人屈原，一以鼓舞当今的文人。对前者，屈原人格之崇高，作品之伟大，以为民族的光荣，毋庸缕述。对后者，有二点似宜说明：（一）“诗人”与“文人”似当有别，但广泛的来说，凡属创作的想象的文艺作品统可称之为诗；同样的，凡气度崇高，富有创造力与想象者统可被誉为诗人，故诗人节实为文艺节，……（二）所谓诗人者，非谓在技巧上略知门径之诗匠也。诗人在文艺上固须有所表现，其为人亦须与备配。诗所以彰正义、明真理、抒至情，故为诗者首当有正义之感，有为真理牺牲之勇气，有至感深情以支持其文字。诗若是天地间浩然的正气，诗人也正是此浩然正气的寓所，……爽朗刚正，果敢崇高，有诗人气度，即是诗人。反之，其为人心地狭浊，而终日填词制律，以猎虚名，或以干禄，是诗匠诗贩，非诗人也。于此，诗人节之倡设，实与整个社会有关——诗的社会固不必人人吟诗，个个度曲，要在能辨是非，能以诚相见，有良好的风尚耳。
    以诗人和一般的文人区分，这是老舍所说的诗人节意义的重要之点。诗人是文人中的高尚类型。这体现在对诗人的社会责任义务和个人道德品格的要求上。诗人是能彰正义、明真理、抒至情的文人。且文与人在品格上相备配。这样，实际上指出了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就是和国家命运相连，和大众利益相连。对屈原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末路诗人的解释，转化改造为一个为国家利益而牺牲的英雄的新义。是一个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英雄转化的极好模式。屈原的个人性，反抗性，忠诚和愤怒都可以得到一个集体主义观念的合理解释。这样，对屈原形象的解释，就成为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一种期许。
    这里，老舍和此前的郭沬若都在强调诗人节在政治和道德层面的意义。这和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对诗人价值的解释意义相近 。道德意图可以看作是对诗人节意义阐释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纪念古代屈原还是鼓励现代的诗人，其意义都只在于一个社会道德文化的价值内容。传统道德话语的复苏已经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文化现象。而这一点显示出和五四时期思想观念的不同。此时的文化话语里，对诗人的创作技术——诗技，都带有明显地贬损之意。这样，对抗战诗歌而言。也就要能表现国家的苦难和民族的抗争。影响所及，抗战的街头诗运动和抗战质朴诗风的形成都受其影响。
    在民国之初的学术思想史上，以振兴国家，民族自立为目的，要求知识分子要有独立意志，个性自由和关注和反抗社会。是有一个传承统谱系的。如章太炎曾论述过大独和大群的正相关的关系 。谓“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而鲁迅对尼采等的介绍和提倡也是如此。当然，周作人也主张诗人要专心去做诗人，说：“接着吻的嘴不要再唱歌” ，但是“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 。从某种程度上，对诗人节的解释，却是对中国五四以来的许多文学观念的一种综合回应。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五四时期对诗是平民还是贵族的命题的争论等等。在抗战的社会背景下，这一切都以一种肯定性命题的姿态出现了。

七， 诗人节文化争论中的党派政治。

    1941年的诗人节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很快在官方的国民党方面引出了声音。借郭沬若的话说是：然而文教大员们说话了。
潘公展曰：这是别有用心！借题发挥，讽刺当道，该死！
张公道藩曰：中国的诗人很多，为什么要纪念屈原？中国节日很多为什么要选端午节为诗人节？
于是乎在两千多年前倒过大霉的屈原，在两千多年后又大倒其霉。
从前左的可爱过，后来又右得可爱的胡秋原，在夫子池大演其讲，屈原这种亡国大夫，这种消极的个人主义者，牢骚派，我们今天不要他！
    文学教授兼考据准专家的孙次舟，在成都。甚至说在一次诗人节的聚会上也发表其崭新的考证：屈原是文学弄臣。他是楚怀王的顽（婉）童，是一位娥眉修态。掻首弄姿的半男性。
于是乎诗人节被关进了小房间里，连我写的史剧《屈原》也于无形中被禁止作第二次上演了
你们说这是不是屈原的又一大不幸呢？”
    这里，张道藩，潘公展和胡秋原是对诗人节纪念屈原最先发难的文化官员或文人。前两位一直是国民党中的主掌宣传的文化官员。胡秋原是所谓的第三种人，一向以超脱于两党政治之外而著称。其实也只是善发大言的执政派别的附庸，所谓诤友而已。他们从诗人节中感到了某种不利于政府的思想走向，还是显示了相当敏锐的政治嗅觉。这三个人分别属于国民党政府的宣传部文化部和党部，实际上是政府的代言人角色。他们对屈原问题和有关诗人节的争论实际上是一种对政治的敏感。1944年诗人节期间，抛出“屈原是文学弄臣”论点的孙次舟，曾任齐鲁大学教授，抗战时任金陵大学教授。政治倾向上也是独立的人物。虽然他对屈原的否定，是以学术的名义提出的。但是，他在批评屈原问题的政治化评价中，也时而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政府是相近的。所以，在政府的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消解否定的立场是一致的。
    争论的另一方，主要中共方面的学者。郭沬若当然是主打。而其它的学者，除了一些是跟从郭沬若发文的有些共产党背景的学者以外。其它的学者，多是没有党派的。这也说明了在有关屈原的论争中。中共方面开始就占据了上风。这其中尤其以闻一多的身份特殊。而他的观点却是对中共派别的屈原问题的争论有利。
郭沬若本是诗人节的积极参与者。另外，因诗人节而生缘起，他于1942年2月，作了一篇历史剧《屈原》。郭沬若对屈原的处理。集中在几个方面。一、屈原的敌人是上层社会的权贵，以说明屈原是代表了下层人民的利益。二、屈原是联齐抗秦反抗暴秦的抗战派。由于屈原的个人理想没有实现。致使中国走上一条被暴秦奴役的不归路，导致中国历史和现状的黑暗和腐朽，也使中国。三、是知识分子的个人选择问题。屈原走向民间，而他的学生宋玉则走上庙堂。其喻意则是走上民间意味着正确和进步。反之则是走上绝路——亡国灭族之路。由此可以看出。郭沬若写历史剧屈原的主要目的是以古讽今。其中的政治喻意就更是明显。具体的说，就是对于屈原的历史情境的重新解释和意义延伸。加强了屈原历史形象中的反抗当道的一面，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利用了诗人节以发泄对国民党的不满，以诗人节来表述自己的政治上的倾向，进而树立自己的历史正义者的形象。郭沬若就利用了《史记·屈原列传》中的描述。学术史上屈原研究的主流论点是；屈原所以成为诗人，是由于他所处的国家和时代，统治者的无耻和堕落以及向外来的敌人妥协所致。而妥协的原因却是由于自己的私利。 这样，诗人是虽然处于一个黑暗而残暴的环境中，却代表民众的利益，是这个国家的良心。他坚持抵抗外侮，修明政治，因为这样，楚国才能自强，也才能负起统一中国的任务。所以，屈原就由一个诗人的故事，转化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兴亡的宏大的故事。而楚国历史就成为一种现代中国的象征。楚国的兴亡是仁政，平等和人道的兴亡。而楚国的真正代表是走向民间的屈原这样的知识分子。而秦国和秦始皇，就成为一个相反的暴君国家对个人压迫的象征。所以，郭沬若在1942年用了很短的时间写成的屈原历史剧，实际是一种文化上同国民党的对抗。而文化对抗的细微之处在于，谁的文化倾向能代表民族文化的精髓。以民族文化的代言者方式，争夺文化权力和话语权力，是共产党文化策略的重要一环。
    这样，由于《屈原》的公开演出，在重庆引出了极大轰动。诗人节的纪念也就成了文艺界的政治斗争。国民党方面也开始攻击诗人节。先是潘公展和张道藩的官方语气，官方不希望屈原成为攻击政府的工具，试图把诗人纪念组织成民众性文艺家纪念，并把中国历史上的其它诗人一并纪念，以冲淡诗人节中的亡国和反抗的内容。这也是其职责所在。再是胡秋原的超党派语气。胡秋原所谓超然世外的人物，以屈原为消极的个人主义者而由否定屈原。虽然显示的是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中的公正精神，在此却有拉偏架的嫌疑。正如王富仁先生曾指出，在国民党统治下，共产党的左翼文化是处于明显的被压制姿态。 这是事实。所以，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理由批评屈原，也是某种程度的对民间屈原的压制。第三就是以学术和公道的名义，由孙次舟出面，宣布了屈原否定论。孙的否定论却也是从道德的层面去攻击屈原的人格。他说屈原是弄臣。是个同性恋者。是个品格下贱的宫廷伶人。不值得尊重和纪念。孙的各种观念都是出自于中国传统的民间道德。运用的是中国民间文化中对出身和血统的看重。这种价值系统中，出身是一种重要标识。本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正统异端等封建观念的重新提起。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所以其文章遭遇了多方面的批评，其中包括他引为同类的闻一多
    但是，在抗战文化的背景下，打民族文化的旗号，却是国民党也无法对之进行公开的压制的。这为共产党的文化战争赢得了充分的自由空间。而改造民族文化为自己的文化，进而就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从诗人节的争论的双方阵容和论争焦点，可以见出诗人节争论中的政治谋略，微妙处在于以文化手段争取文化权力和道德高地。而且，一派是否定屈原为民族的诗人为非，一派是肯定其为是，这在急切需要一个民族文化英雄的时代，得失已经是判然了。

八， 诗人节的争论及其对现代文学和学术思想的影响。

    有关诗人节的争论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1941——1942年间。其间夹着有关郭沬若剧本《屈原》而展开。第二次是在1944——1946年，以对屈原身份的争论为中心。这两次争论，以文学争论为外套，背后都有党派政治的争斗背景。但是，都涉及到了现代的思想和学术问题。
    在第一届诗人节纪念后。人们对诗人节的争论不多。诗人节引起公众注意，还是在郭沬若1942年初写成的历史剧《屈原》公演以后。最初有关诗人节的争论。只是为了强调诗人的社会责任，对诗人个人道德的要求也是主要论争内容。这种争论是与有关抗战文艺的争论有前后的照应。历史剧《屈原》的成功演出。使诗人节的纪念争论的问题扩大了争论范围。其一就是有关屈原的各种问题的争论。此论题涉及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进一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走向和选择问题。是有关屈原可否作为中国诗人的代表问题。也就是说，屈原是否代表了历史进步的一方面，中国诗人很多，屈原值不值得纪念，端午纪念屈原可不可信 ？此论题涉及到忠于国家人民和忠于君王的是非问题。其二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重新塑造，是否是符合了艺术的真实性问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艺术改造方法中，古为今用会对社会和抗战及艺术性造成什么影响。这同时引出了有关先秦历史观的讨论。运用不同的历史观念会对政治产生不同的选择。这就涉及到中国两党的政体争夺问题，或者说，国共两党谁的历史观念是正确的，谁就是对未来的国家政体建设有发言权的人。其三，文化英雄和偶像崇拜问题，这也可以从中国现代文化的走向上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打碎偶像，消解英雄崇拜。倡导个人主义为主要精神的。在普世意义上，世界主义、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是现代文化中占据主导的一面。但是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却不约而同的走向五四的反面。执政的一方，鼓噪战国论，推尊强力政治，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和民族主义文学。 在野的一方，也提倡英雄崇拜，只是要求的是文化英雄和道德英雄，或者是能够成为大众代表人物的先知领袖， “能以一隅而系天下望。” 提倡大众文艺。这和西方文化中对强势势力崇拜的俗世文化是相同的趣向。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有极大的差异。其四，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评判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学术系统性的争论，由于涉及内容很多，我们这里不能详论。所以，某种程度上，诗人节争论把中国文化在转型过程中的潜在背景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也集中凸现了出来。
诗人节的设立和屈原的纪念，引发了历史剧的兴起。从1941年下半年始，以郭沬若创作《屈原》为标志。引出了抗战时期文学创作中历史剧的兴盛。成为抗战文学的一大景观。其二，是由此展开了对五四以来的现代学术的反思和批判，这对于促生确立以郭沬若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为1949年以后的思想改造。作了学术上的准备。许多历史观点至今还有影响，如郭沬若、侯外庐就中国先秦社会性质和有关屈原思想的讨论，为历史研究和有关屈原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姚雪垠在1942年诗人节纪念会上，针对胡适的治学方法的批评。 对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转变对大众文化的重视和他们个人的人生选择，都有明显影响。其三，诗人节的设引出了众多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如道德问题，尚武问题，爱国和抗争，民族利益和个人恩怨等等。
    从某种程度上讲，诗人节成就了共产党的集体形象。也成就了郭沬若个人的形象。以诗人节为因由，郭沬若选择历史剧为突破口。树立在鲁迅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地位。在学术上，郭沬若的历史学理论在学术界引出反响，成为现代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屈原形象中民族英雄意义的重提，既有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号召，也有树立民族魂——民族精神的代表和民族文化的代表之意。也是他对抛弃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转向为人生社会的观念。这种转变，从后果看来。对郭沬若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因为诗人除了理想主义的想象力以外。诗人还是充当国家民族的先知和群众领袖。诗人而为圣人。这是一种社会角色，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圣外王心理情结的准确无误的再现。在三四十年代，王阳明的学术和思想成为社会上最显要的学术就可以说明这些。
    而文化英雄的角色，也是郭沬若个人希望承担的的人生理想角色。 所以，在1941年的11月，中共就组织社会各界为郭沬若做五十寿。在会上，周恩来把郭沬若称为鲁迅后的民族文化的旗手 。在1944年，中共专门设立群益书店，由郭沬若主持，出版郭沬若的文稿，和郭沬若主编的《中原》杂志等。据当事人回忆，此书店是专门接济郭沬若而设立。
    郭沬若从二十年代就在学术上为屈原作辨。他对屈原形象的阐释和创造，最初就有树立中国文化英雄的动机。郭沬若在历史剧和其相应的屈原历史文章中，对屈原形象作了许多方面的改造。使屈原形象的内涵有了更大的变化。而他对屈原的设计分明地带有了西方文化价值中的文人英雄的标准。尤其是在抗战中国写的诗剧《屈原》，比如，对屈原的反抗性形象作了强化，如剧中的《雷电颂》。对文化人个人道德的是非判断，从五四时期的非道德文艺的提倡和抗战时期的重新提倡道德的文艺，实际上沿续了五四非道德文化论争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中国民族国家的命运考虑的一种心理背景。五四时期自然是对个人主义的提倡和张扬。个性解放和个人权力成为五四以来现代国民的人权宣言。国家并没有树立绝对的权威。而在抗战时期，国家的权威被无形中提高了。于是，郭沬若把屈原比成为一个个性诗人的设计作了改动，使之成为一个现代色彩的战国时代的新人。由于带上了许多现代人对于历史人物的想象，这就是后来以屈原的身份引出论争的重要原因。因为学术的争论涉及到了政治，因而政治的学术也就成了争论的重点。
    对共产党而言，屈原是一种象征，对强权和暴君的反抗，是对民族有功的人物。是代表民间的正义力量。把屈原从一个忠君爱国的臣子形象，改变成一个爱国爱民的反抗者形象。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所以这个学术问题已经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的谋略。如何利用这个话题。成为一种政治方略。
    从诗人节的设立和争论中我们可以这样判断。一个民族的文化依这个民族的最切近的需要而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本来就有多种选择，而最有可能的选择，是对民族生存有利的那种。民族文化虽然是有求美求雅求善的形上的性质，但是当现实需要切实有效的文化工具时。民族文化会充当民族利益间的政治工具。他们都会以具体的形式展示这个文化最实用的功能。有时虽然看来是对文化的纯粹性质的损害，但是事后看看，却并没有其它更好的文化选择。而这个文化的优点，也只有在这方面的展示才看起来是真实和纯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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