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地图上，义乌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黑点，但它却有着全世界都十分有名的美誉——“小商品市场的天堂”。

走在义乌的街头，你随时可以看到那些穿着白长衫的阿拉伯商人，像一道风景线一样在你面前掠过。实际上，义乌的确如此。不仅它的小商品走俏全中国，而且它已吸纳了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6000多名外商常驻于此，那些漂亮的儿童玩具、门类齐全的雨伞、五花八门的文体用品、花色丰富的毛毯、精致的钟表、眼镜、丝袜等，像海水一样几乎遍布世界每个角落。

义乌常驻有200多家境外商务机构，每天有500个以上的集装箱载着这些小商品源源不断地流淌向世界各地。

毫无质疑，是丰沛而无限廉价的劳动力筑就了义乌这个“小商品市场的天堂”。每天，这里都有7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在纺织或钟表装配线上工作着。有人说，某种程度上，义乌就是当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形象代表，而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那些在厂房内挥洒着粗砺青春的“产业民工”。

而在这劳动密集和资本意志刚毅的产业环境中，这些“产业民工”——他们怎样在制度中生存，又怎样为了生存而进行制度创新？

3月26日至28日，本报记者来到义乌，亲历并见证了他们充满制度创新的 “义乌工会模式”。

“义乌工会”是怎样“炼成”的？

早报记者 赵岚

2005年3月26日，一位在义乌某酒店务工的河南女孩向市总工会下面的“职工法律维权中心”致电求助。她几次辞职不被应允，便故意携带酒店物品强行离开，随即遭到酒店“开除”，其后果是资方不仅不给她应有工资，而且还扣留了她交纳的1000元押金。

同样，不仅民工求助，而也有乡长也求助于这个“维权中心”。四年前，江西弋阳县中畈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匆匆来到维权中心请求帮助。原来，中畈乡一位姓邵的包工头带领37名老乡在义乌完成了一个装修工程后，却未给民工支付分文工资，老乡们愤怒之下将这位姓邵的工头在义乌的财产分割一空，还将施工方的一个项目经理绑架到弋阳，双方剑拔弩张，情势十分危急。在维权中心赶到后，苦熬两昼夜，终于使双方达成协议，以民工安全讨回工资结束这场事故。

义乌，被称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开放城市”，由于小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形成了这里民企林立、产业密集的用工环境，在近20年的发展中，也同时形成了义乌市本地人口只68万人，而外来人口就达74万人的格局。

巨大的民工涌来，加上不规范的用工因素等，使得这里几乎每天都在不断产生着无数的劳资纠纷问题。据悉，每年义乌民工向部门投诉的劳资纠纷就达万起，而据调查没有投诉的隐性劳资纠纷则更多，当地政府将这些未能解决的劳资纠纷形象地比喻为“火灾隐患”和“定时炸弹”。

据当地司法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投诉后，能够成功调节的80％左右，但仍有近2000起左右的无法通过调解方式来解决。”

2000年10月，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应运而成立。5年来，义乌工会通过维权中心（简称）这样的新模式，共受理民工投诉案件3104起，办结2832起，调解率达到91％；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113起，阻止群体性恶性事件28起，共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892.03万元。从而形成了“工会维权，义乌模式”的新道路。

“义乌工会”是怎样“炼成”的

    自“产业民工”于上世纪末期在义乌形成“洼地效应”后，随着大量民工的涌入，而一种自发的原始草根性的民工维权方式也一直在这里处于萌动之中。

义乌市苏溪镇，工厂林立，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大量外地民工来这里务工。到2000年时，仅安徽省定远县一个地方来这个镇上务工的民工就已达9千人，分布在这里的400多家民营企业内，而为了方便，有的民工甚至将“家”也从定远搬到了苏溪镇，后来他们还建立“华立民工子女学校”，不仅使用安徽本地教材，还聘请了了安徽本地教师。学生规模从开初的30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900多人。

由于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纠纷，后来他们又自发选出了一个有名望的“民工头目”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麻烦”，比如，由他出面讨回被拖欠的工资等。同时，这9000定远人每人每月交纳10元钱，作为处理这些“麻烦”的开支和相关报酬。

后来，在这里的定远人，无论是打工中遇到的劳资纠纷或生活中遇到的个人难以解决的“麻烦”，都可由这个有威望的“头目”出面“搞定”， 在义乌，苏溪镇上规模庞大的“定远民工”几乎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它逐渐形成了一个“权威中心”，以至于有人称之为“定远帮”。

与此相似的是在义乌的“开化人”。据介绍，浙江衢州开化县外出务工者居多，其中就有2.3万人在义乌务工，很快老乡抱成团，并且有“麻烦”请老乡中的名流出面解决的现象也开始形成。

汪升利就是开化同乡中的“撑门人”。许多时候，只要开化人在义乌出了什么麻烦事，都得请他“出面”予以解决。2002年一位开化民工7个月的工资无法领导，于是找汪升利出面解决，后来汪升利带着几个开化人找到老板，进行了一翻“谈判”，很顺利的讨回了拖欠的工资。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但像这样，依靠‘老乡抱团’方式来解决民工自身的维权问题，也同时给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义乌市大陈镇一位工作人员说。

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也表示，这类带有“帮派”特征的组织，虽然出于自我权益的保障，但势力强大，以至于后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定远人或开化人“有理也得成，没理也得成”的超越法律的局面。

而维权中心秘书长陈灏说得更生动，他说，“随着产业工民工的发展，必然会形成这样一个空间，由于缺乏一个社团或机构来维护民工们的劳动权益，如果工会不去占领，那么它就会自发的产生其他一些帮派性的替代组织来占领。”

2000年，义乌市总工会因此成立了一个“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并在这个中心的指导下开始在义乌市大大小小16000家企业中发展工会组织，“工会维权”也由此在义乌悄然启幕。

“工会维权，义乌模式”

    2002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劳动法》和《工会法》的起草者关怀先生到义乌调查研后，欣然题下了“工会维权，义乌模式”八个大字。

维权中心成立后不久，便顺利地将义乌民工中的“定远帮”“开化帮”过渡到工会组织上来，并通过选举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工会主席，从而将这些带有原始草根性的民工维权实体纳入进了法制的轨道上来。

据介绍，在义乌的开化“重要民工人物”汪升利，也被推选为市总工会维权中心的重要联络人员。据悉，自2000年10月至今，汪升利先后17次带领老乡来法律维权中心求助，并每次都获得妥善解决。

维权中心秘书长陈灏介绍说，“在推进工会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大企业比如浙江真爱集团、浪沙集团比较容易，但中小型企业难度要大得多。”

陈灏说，“在后来的实际摸索中，我们并非越俎代庖的去帮企业建立，而是成立了一个‘沃克（work）培训排遣服务中心’，给它400元一家的经费，由它到每个企业去发动宣传。”

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也说，“以前被称为是‘官办工会’，是由上到下组建的。现在由沃克中心的人去搞宣传，发动职工，然后跟企业主谈。”陈有德还说。“由于工会主席带有一定的政治身份，因此在许多企业内，民工们的参与积极性很强，又是发表演讲，又是直选，而当选者也知道以后该为谁说话了。”

据介绍，1999年，义乌数千家民营企业中，组建工会的仅有34家，但到2002年初就一举变成了2354家，同时，各镇和街道办事处也建立了13家工会联合会。一个完整的工会组织网络在义乌形成了。

维权中心成立后，还开通了维权热线516872885，这个热线用义乌话来读，谐音为“吾要你帮，千里帮帮我”，24小时热线开通。现在该热线由中华总共会统一改为“12351”。通过这个热线，维权中心在5年之类共受理民工投诉案件3104起，调解率达到91％；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113起。

    一般情况是维权中心帮助民工进行代诉，但代诉讼压力很大，关键是诉讼费的问题。民工要维权，但成本太高了。维权中心秘书长陈灏向记者解释说，“即使维权中心将代理费用免了，但交给法院的诉讼费怎么办？”他形容说，“很多时候，民工为了讨回两三千块钱的工资，他连下顿饭都钱吃了，更不用说诉讼费了。”

鉴于这种情况，于是在2004年6月，工会组织了一场为弱势民工的募捐活动，并募得了1.9万，工会便将这部分资金作为困难民工的“诉讼费垫付基金”。

   一个好的情势是，陈灏说，从经验来看，在民工也老板之间打官司，一般都是老板违规或违法，而基本都是民工赢，因此诉讼费最终也基本不会由民工出，所以这笔基金一般都是先垫付，等官司了结后，再还回来，可以继续滚动。据介绍，这个基金开始不到一年，目前已经有17位民工受益。

企业改制，工会劳务派遣解围

    2005年1月，义乌电信的100多名职工在解除原用工合同后，再度上岗。不过与以前不一样的是，他们虽然还是在原单位上班，但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却不是向电信公司直接领取，而是从义乌市总工会领取。

    据介绍，浙江电信上市后，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改制。而以前浙江电信义乌分公司100多位职工将解除原用工合同，再择优竞争上岗，并与电信义乌分公司建立新的劳资关系。

2004年底，当时100多位原电信职工在 “下岗再上岗”的无助关头之际，一起走向了市中心的义乌市总工会大楼。总工会了解情况，明确了他们的意见与要求后，立即与电信方面进行了系列谈判。最终这100多位职工全部上岗，并还获得了包括养老、医疗、工伤等5类保险在内的诸多权益保障。

总工会不仅为这批职工重新建立了一套新的人事档案，并由其下面的“沃克培训排遣服务中心”具体负责管理，而且在重新上岗之前，还在这批职工之间首先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

“这样一来，事实上这些民工就成了我们工会下面的职工了。”义乌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协会秘书长陈灏说，“而工会不仅在以后的工作中成为了职权益申诉的代表，可以与资方进行谈判，同时它还成了职工内部自我协调与分配的一个实体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重新上岗后，这批职工的工资并不是由原电信义乌分公司发放，而是由工会全额发放。据介绍，这100多位职工在总工会以劳务派遣的方式进入电信义乌分公司之后，按照合同，电信方面必须每月向总工会支付这些职工的工资，还要存一个月的工资预备金，然后再由总工会发给职工。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从2005年1月派遣上岗到至今，这个模式在实践中受到电信公司的热烈欢迎。该公司表示，“这样一来，虽然我们每年比以往要多出100多万的人力成本耗费，但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它真真切切的为我们卸下了一个包袱。”

而对此，义乌市总工会认为，一项亏损贴钱的公益事业是很难持续的。据了解，义乌市总工会为此成立了一个实际操作的载体——“沃克培训排遣服务中心”，并且，“沃克”每向企业派遣一名务工人员，企业就得每月向沃克中心支付25元的管理费和10元的工会活动经费。也就是说，仅管理费，只要一年内能成功派遣1000名民工，沃克中心就可收入30万元。对此，他们表示，“这在经济发达的义乌并不难做到。”

据介绍，工会向改制企业进行劳务派遣的模式在电信义乌分公司一举成功之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民航、中国邮政、浙江电力集团等企业目前也正积极与义乌总工会接洽，希望通过引进“工会模式”来完成改制中的劳资关系。

实际上，记者在采访过程了解到，不仅国营企业如此，义乌市的一些私营企业也主动要求与总工会建立“劳务派遣模式”。

据沃克中心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一些中小私营企业由于经常发生民工流失，劳资关系很不稳定情况，尤其是近段时间又遭受“民工荒”的困境，因此，年初至今，大成等一些镇上的私营企业纷纷向总工会求助。

同时，一些劳务大省也积极向他们提供劳动力资源，今年年初，“沃克”与河南博爱、江西弋阳等9个县市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由“沃克”组织一批民工来义乌务工。

“以前我们为外来民工开展追薪服务是一种救火式维权、个案式维权，开展劳务派遣后，实现的是一种集体式维权、预防前瞻式维权。”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说。

另外陈灏还介绍说，由于能源紧张，每年六七月份，义乌市的企业都将面临停电停水的处境。为充分保障民工合法权益，工会要求这些企业在非职工原因停工停产时，要给职工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目前，义乌一家私营企业老板已答应，在企业因水、电原因造成停工停产时，发给职工每天15元补贴。而民工要得到停产补贴，这要是在以前几乎很难想像。

 “扩权”博弈与社会反响

3月26日，在对来义乌学习考察的福建省总工会代表的发言中，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说，“过去工会常常被人们说成是养老院，无非是吹拉弹唱而已经。而今天，建立工会维权机制则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这已经在“义乌的工会模式”中得到充分体现。但实际上，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充满艰难的“磨合”过程。据透露，义乌工会曾开展的“亦工亦学”活动，也因与有当地劳动部门存在冲突，而被要求逼迫停下来。

据介绍，这个活动是针对中西部地区初中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青年人，他们通过劳动派遣方式到义乌企业内，白天上班，晚上由工会组织进行高中课程学习。即送“教学上门”服务，其学费由企业和个人承担一半。虽然这个活动已经吸收了四川、湖南等地许多打工青年，并也深受当地企业的欢迎，但当地有关劳动机构称其不具备劳务培训资质而令其停顿。

义乌工会维权和培训教育职能的发展不可避免的与现有的一些行政职能机构形成矛盾。据介绍，之前，义乌总工会挂牌成立“法律顾问室暨工会法律援助中心”也被当地司法机关告知，司法局已设置了“法律援助中心”，因此“中心”只能有一个。

像这样工会要开展活动，则不可避免地要与一些行政职能部门产生摩擦。维权中心秘书长陈灏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对保护民工权益十分有益的活动也只好停下来。”

不过，更多时候，工会却是勇敢的往前面探索。据悉，作为义乌市总工会主席的陈有德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人大代表，因此在最近几年的金华人大召开期间，他不失时机的进行提交议案争取工会更广泛的维权空间。经过“扩权博弈”后，有的部门已经成了工会的亲密合作伙伴，如今义乌工会和当地司法部门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于2004年6月，成立了义乌市总工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这是全国工会系统的首创，大大强化了维权中心工作司法效力。

在考察期间，福建省总工会有代表问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工会维权就是对着企业老板干，你怎么开展工作？”陈有德说，“比如工伤赔偿或拖欠民工工资问题，我去的时候，就对这些老板说，这事迟早要解决，如果等到打官司，对你们也不划算，而且你们必输无疑。实际上，许多企业老板也不想过多为此耗费时间和精力。于是大家就坐下来谈。”

后来陈有德还发现，许多企业老板也十分欢迎工会这种方式来介入工作，比如一些小企业出现了“民工荒”时，会主动跑到工会来求助。比如春节期间，也有一些小企业要求总工会帮民工团购火车票。今年1月25日，义乌市总工会就为10多家企业代买了175张火车票。

还有就是，义乌是一个小城市，但的确是个开放的城市，这里有十分强势的新闻监督力量。对此，义乌市宣传报道处张建成处长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义乌是个出新闻的地方，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客观上对这里维权起到了一个重要的监督作用。”

陈有德说，“事实上，民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以前如果不是投诉，社会很难发现隐瞒在他们里面的许多问题，他们的表达渠道十分微弱，有了工会，情况可能会得到一些改观。”

据介绍，不久前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位观察者来走访了义乌工会，对他们的工作也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尤其是对工会在增进企业职工安全生方面的一些措施大为赞赏。

目前，有学者表示，今天，中国主力民工正在从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因为这里的用工环境优越于珠三角，但维权中心秘书长陈灏表示并不乐观。

陈灏说他正在做一项全面的调查。义乌民工的普遍工资偏低，工作时间有70％以上超过8小时。比如，许多企业还是在收取进厂押金和服装费，而这些费用并不真正的是为了民工的安全，有企业每个职工收取1000元押金，如果招200名职工，则可以得到现金流20万元，这基本上可以作为企业的流动基金，尤其是在银行借贷在越来越难的今天。

陈灏还透露，他集合了一批工会会员，正在进行义乌地区民工生存的全景状况，并准备于年底前推出《义乌务工环境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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