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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希达十月八日逝世的消息在美利坚合众国各地大报上都有见报，但最引起瞩目的莫过于号称全国第一大知识报纸—纽约时报十月十日刊登的第一篇讣闻（后来该报陆续发表的文章与读者来函共六篇）。该篇讣闻由曾任纽约时报拉丁美洲记者，现为驻纽约自由作家崁岱尔（Jonathan Kandell）撰写，标题为「74岁晦涩理论家德希达去世」（以下简称「崁文」）。由于内容如同标题一般极度负面的缘故，崁文首先在德希达老友圈圈中引起了广泛的愤怒，两名著名的文艺理论教授（Samuel Weber与Kenneth Reinhard）携手写信至纽约时报表达抗议并邀请了关心该事件的朋友加入连署。随后该信件公布于网页上（http://www.humanities.uci.edu/remembering_jd/）接受公开连署，连署活动发展得如火如荼，短短几天内便吸引了数千名分布于全球各地的有志之士加入连署名单，成为跨国文化知识交流上的政治事件。
当然，从至少十八世纪革命时代起，大师的著作及其社会意义与续承的问题皆有产生争议四射的现象，即使是无法称为「正常」的，似乎也早已确定为预期中的基调。马克斯逝世百载有余，其著作的意义与续承的问题迄今却从未安息一事仅是最显著的实例之一。然而，这次的风波特别引起注意的原因，除了对刻在悼念中的德希达的朋友造成直接伤害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应该在于其背后所牵涉的层面实在太广，其中的对峙与冲突太深，而这一切又没有获得公开厘清与辩论的机会，因此仅能在事发现场—纽约时报上及其周遭蔓延闷烧。
篇幅长达两千多字的崁文一开始把德希达一生中惊人的书写产量（五十多本专书与集子）简单化约为否定真理并吸引「奉承者」的「时尚」、「主义」，足以见证作者对耐心阅读的轻视。（据本人所知，德希达虽然经过大约二十年的学术生涯后才开始偶尔使用常常挂在他人嘴巴上的「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可是对于合众国一些人所操作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的说法，德希达却是终身只字未提）。崁文进而指控德希达的政治立场如同其思想的学术价值一般，由于完全缺乏真理的标准与概念的缘故，所以无法撇开与自由主义敌人—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等政治立场的暧昧关系。总之，崁文指出，『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感到他体现了一种法国流派思想的弊病，不但瓦解了古典式教育的许多传统标准，同时还跟造成分裂的政治诉求有所关连。』
毫无疑问，在当今合众国极为分裂的政治、社会现实当中，崁岱尔提出以上评语，将诸如「传统」的瓦解、合众国政治上的分裂、以及反对美军以联合国名义入侵伊拉克的国家—法国等等一系列层次非常不同，情绪内涵却一样激荡的因素通通结合在一起并纳入一个统合的国族发言位置里，所产生的联想与意志的再现极为明确、火爆。
本人着墨撰文之际，对于纽约时报编辑部决定将第一时间的讣闻工作分配给报社与学术界以外却公开站在右派立场的作者崁岱尔的选择，以及其中有没有什么过程与内幕，完全无法提供任何确切的消息，因此不敢断定报社内部的考量为何。然而，从崁岱尔本身的背景来看，这次的人选即使是偶然，还是有一定的来龙去脉，与德希达风波的深层因素并非无关。合众国大师级的女性主义史学家史考特（Joan Scott），在一封投给纽约时报而未刊登的读者来函中，针对崁岱尔的专业背景提出质疑说，『其做为记者的诚信曾经遭质疑（指崁岱尔曾经因为消息来源报导不实而遭到华尔街日报解聘的风波—笔者注），其本身有关墨西哥市的著作被评为「片面无知」，而其刊登在贵报上有关Lawrence Tisch（美国一兆富翁—笔者注）的讣闻也被视为「又啰唆又恶臭」…即使要选择德希达的批判者来担任评论员，其知识水准也应该高一点。然而，崁岱尔对哲学史的无知尴尬至极。』
另外一位对此事件做出投书纽约时报的响应，来函一样未获刊登的著名美国学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针对崁岱尔所扮演的角色指出，『崁岱尔刻薄、污蔑式的德希达讣闻利用了这位颇有成就的哲学家之死来重新发动早已过时的文化战争。』 众所周知，所谓「文化战争」指的是合众国八０至九０年代期间的公共辩论。从大学核心课程的设计与少数人口的代表性到过去殖民史如何解释皆为当时激辩的焦点，而这场辩论演变成合众国新崛起的保守势力与基本教义派的试金石。如今巴特勒针对崁文指出，其实际效果不过是新瓶旧药，力图把老戏码再次搬上台面的观点，也不是毫无根据。
当然，我们也可以针对崁岱尔的观点进行政治立场的分析。果真要如此做的话，首先应该从其2003年合众国刚入侵伊拉克之时，崁岱尔在美国国立图书馆机关月刊《史密森尼》刊登的一篇专门讨论伊拉克现代史的文章着手。就崁岱尔题为『伊拉克脱序的世纪』一文作为「现代伊拉克小史」来讲，尽管叙述声音的客观姿势摆得非常明显，由于其发表的时机极为敏感的缘故，所以意识型态的作用甚至是直接政治企图的可能性确实无法排除。然而，笔者并不认为这样粗糙的分析方法—其实只不过是贴上卷标的化约手段而已，对德希达讣闻事件（甚至是任何如同美国一般分裂社会中的「事件」）背后的症结所在能够起到什么对了解与沟通有所帮助的作用。相对而言，该篇文章远远更值得注意的部份其实就是崁岱尔对伊拉克现代史的陈述手法本身把殖民主义及其后遗症—诸如外国势力、资本介入、族群分裂、人口离散、主权争议、国语的创造、少数语言的维护等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统统化为乌有。所剩下仅是外交史与强人的传记；其故事大纲只不过是合众国冷战时期最简单的现代化理论而已。从这个侧面来看，巴特勒所提「文化战争」的因素确实是了解整个德希达讣闻事件的关键脉络。
而就在这点上我们其实就会发现崁岱尔的「立场」与德希达之间存在着一份有趣的巧合，而透过这样「比对立场」的展开，其实更能进一步接近、了解德希达一生中对「立场」的问题所提出的哲学思考与启示。
根据笔者初步研究发现，崁岱尔出生在墨西哥市的美国外侨家庭里，其生长的过程与后来的专业生涯从广义上的发言位置来看，似乎都未曾离开合众国的帝国经验。无论在其报社的文章，还是在其后来的风土专着—《国都：墨西哥市的传记》，甚至是其随笔式殖民时代怀念餐厅的评论里，崁岱尔的发言位置似乎一直未曾摆脱父业的「外侨」烙印所留下无法回避的殖民症候群的印象。当然，「侨民」的意义随着脉络与主体性的变化自然呈现不同的面貌与可能性，可是从形式面来看确实包含着阶级、种族、与性别等区分的潜在含意。然而，一旦放在具体的南北（如同美国与墨西哥一般）阶序关系相当悬殊的脉络里，最关键的特征可能就是一种「位置暧昧」的问题的出现。这个问题指的是帝国主义脉络中的「外侨」人口，分别相对于「边陲本地」（抑或「殖民地」）与「中央母国」（抑或「宗主国））所形成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文化想象。
在殖民现代人口移动的脉络里，这种位置的经验相当普遍。例如，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出生在台湾、韩国、满州等地区的日裔殖民族群被「遣返」到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居住过的「家乡」—日本本岛；「回」国时，他们讲的语言大概带有不标准的外地腔，因而容易遭致不同程度的歧视。人生地不熟，这种人口的位置相当弱势。然而，在尚未遭到强制遣返之前，这些人口住在宗主国的殖民地，靠其母国关系巩固并经营自己的本地地位。正因为这些人并不位于文化想象中「真正中央」的位置，但是权力来源同时依靠「中央代表」的再现，所以他们常常对「真正中央」的幻想更为强烈。这也就是帝国关系脉络中，强势国家的「外侨」这个少数移动人口普遍存在的一种形同「治外法权」的社会位置及其所支撑的「中央渴想」的世界观或认同。崁岱尔似乎就是这种人口的代表。出生在墨西哥的他，到底有没有经历「回国」受到歧视的经验无从获知，但是这种可能性的焦虑对其教育成长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毕竟，许多地方的「美国学校」所扮演的角色也在此。
而正在这点上，崁岱尔与德希达的个人背景就呈现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孰不知，原名为Jacky Derrida的哲学巨人Jacques Derrida出生在当时为法国领土的北非国度阿尔及利亚，其实正是另一种「外侨」经验的代表。从「Jacky」这个深受外文影响的名字转为法国本土的标准「Jacques」的过程来看，我们隐约就能发现一个来自边缘位置的人往上爬的伪装措施。然而，名字即使能改变，发音的「纠正」来得也没那么容易：德希达讲的法文一直时而露出其北非家乡口音的马脚。正因此，我们不妨推论，德希达的「外侨」经验与崁岱尔相比诚为南辕北辙，作为宗主国外地出生的法兰西犹太人，是边缘当中的边缘。德希达不但克服了法文操作本来不标准的障碍，打入了法国相当保守的哲学殿堂，同时也一直用哲学的工具来批判哲学中的各种「中心主义」。（想进一步了解德希达此一背景的中文读者不妨参考张正平翻译，德希达着《他者的单语主义》（桂冠出版））。在此，笔者无法详述德希达在法国学院的整个受容过程，但是有一点值得强调，就是德希达无论在理论关怀上还是在他积极推动的哲学教改努力上始终都没有放弃一种「少数立场」的关怀与观点。
由此来看，崁文所引起的风波与其说是两种不同专业领域的相互排斥抑或左右两种对峙势力的较劲所造成，不如说是移动时代「位置」的经验以及「位置」的焦虑所产生的不同回响。其实，就崁岱尔的「外侨」经验来说，即使其公开书写呈现的倾向明显向中心一面倒，我们还是不妨思考其经验中，尤其在隐私的部份里，有没有其它不同层面或倾向？例如，回到中心国之后是否受到歧视的经验、是否作了什么调整，以及他是否因此成功地伪装打入主流…。虽然从他的发言记录看来他与德希达对应这种位置流动经验的方式的确是南辕北辙，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崁岱尔其实也可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某种遭受歧视（或者边缘嫌疑）的处境，但仍然选择了靠近一种主流的磁场。换言之，「经验」 本身不能全然决定立场…这里面有伦理决断成分的介入…而这也正是德希达晚期一系列有关伦理问题的文章所提出的关怀。
所以说，对于尚待思考这些问题的我们而言，德希达的著作其实构成极其难得的知识资源与对话的坐标。面对德希达留下模札特般的创作纪录，笔者不敢冒昧提出什么笼统的定义，然而，崁文所提1966年德希达首次访美所造成的震撼，不仅足以构成另一桩「事件」，恰好直接牵涉到崁岱尔与德希达亲身经历的「位置」的问题。
且让我们回到崁岱尔眼中「案发」的现场：1966年德希达飘洋过海来参加合众国霍普津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一场围绕人类学大师李维‧史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结构主义理论的国际会议。当时人们对德希达的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法国年轻一代杰出的现象学学者而已。根据当时参与会议的前任康乃尔大学人文科学学院院长陆菲力（Philip Lewis）的口述，在历经三天的会议中，大家都对结构主义抱着极大的期待，就好象整个人文科学即将要或已经找到了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换言之，大家以为一个标准的历史「事件」正在发生。然而，会议进入尾声之际，年轻的德希达上台报告（如今其报告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一文收录在《书写与差异》的集子里，张宁翻译的中文版由三联书店出版；以下引文皆以张版为据），针对与会大众三天来时时挂在嘴边上的「结构」一词提出哲学反思，揭穿「结构的发现」这个「事件」背后的种种预设，从而翻开哲学史的新一页。有趣的是，德希达该篇报告论文一开始其实就是以哲学家的词汇与观点直接切入「位置」，尤其是什么叫做「中心」的问题，进而指出，这个时代对「中心」的『欲求』以及对「结构」的发现等等现象，其实都是建立在『解中心』的历史条件之上的：『这是个欧洲文化—因此也是形而上学及其概念的历史—遭到解体，被逐出其领地，不得不因此停止以参照性文化自居的时刻。它并不首先是哲学或科学话语的时刻，它也是政治、经济、技术等的时刻。』然而，德希达对「中心主义」问题的关心并不受限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范围。从「人种中心主义」到「罗格斯中心主义」，德希达一直瓦出了知识建构本身一系列的「中心」问题。
毕竟，决定接受哲学（「我」为什么有所知？）的邀请，就得响应普遍主义（真理）的问题。因此，对于「中心」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结构、系统及其「位置」的问题，当然不能仅仅伸张「边缘」位置的策略价值或正当性。否则的话，诚如黑格尔主奴关系辩证法所启示一般，如此的边缘终究仅能起到巩固「中心」的效果。德希达则认为『人们总是以为本质上就是独一无二的中心』的概念实在站不住脚。整个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受到黑格尔哲学的熏陶，非常清楚地了解「确定中心」的举措无论对于「中心」的位置也好还是对于「边缘」的位置也好，其实都会产生类似的号召力。德希达概括说：『从这种确定性出发，焦虑就可以得到控制』。然而，这种受到「控制」的局面在德希达敏锐的观察下其实总是已经濒临崩溃。毫无疑问，德希达的哲学立场与其当时会议上的表现一样，多少都是一种冒险，一种暴露。在1966年那场颇具「历史性事件」色彩的会议上，德希达意味深远地指出，『人们无疑就得开始去思考下述问题：即中心并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在者的形式去被思考，中心并无自然的场所，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德希达一句「中心并不存在」不但震撼了在场的结构主义学者听众，而且在后来数十年的回响过程里也不断引起了各路人马对解构哲学政治立场的质疑与发挥。
就这个问题而言，笔者在此当然无法赘述，更何况提出任何定论，而仅想再次凸显这位流离失所的北非法兰西哲学家对「少数」观点（这是套用另一位法国当代哲学巨人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说法）的执着与热爱。假设哲学家要摆脱国王（或党中央或正统或任何「领导中心」）的诱惑或势力的话，传统现代的主流（我们不妨称之为「现代性党中央」）所提供的标准解答就是「忠于客观真理」。然而，现代政治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凡是「真理」本身极可能是，甚至必然是权力建构的内装科技，因此根本不可能提防权力对「真理」进行收编、利用，甚至是从头制造。德希达因此指出，哲学的基本精神首先在于问题本身。同样面对「中心」与「边缘」的难题时，德希达的思路朝着「辩证」关系以外、「非场所」这个问号的方向探究，从哲学意义上来看，他的这些精研的冒险与尝试是否足以构成真正「少数立场」的途径仍然是个值得深入研究并讨论的课题。
德希达虽然力图揭穿「中心」这个概念的「不确定性」，进而指出中心只能视为『某种置换的系列』，可是据笔者所知他从来没有否定过对「中心」的渴求抑或「中心」的预设所引发的络绎活动。在历经四十年的书写活动当中，德希达一直对最细微的差异（例如「中心」当中的离散或压抑现象）保持了高度的兴趣与敏感度，但是也从来没有彻底放弃过针对整个一个架构进行全盘质疑的基进追求。德希达如此一来便展开了解构哲学「双轨并行」的特质：一方面从「传统正典」内部里找出无法预期的更新契机，一方面突围展演，往不可能的未来—新的发明跨出去。
这个年代的美利坚合众国如同全球化脉络中愈来愈多的国家一般（台湾大概也可以列为其中一例吧），正陷入社会公然分裂的状态。近几年甚至有些学者力图以「世界内战」与普遍存在的「非常状态」来形容当前政治社会的严峻考验。与此同时，合众国还有另外一派为数颇多的学者提出诸如「文明冲突」、「文明与野蛮的对峙」等观点来响应时代的挑战。早在1975年提出「世界太过民主」的保守派政治科学大将、《文明冲突》作者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今年出版的新书—《我们是谁？》一书中，有整个一个章节集中痛批所谓的「解构主义运动」给合众国所带来的政治混乱与认同分裂的现象。由此来看，巴特勒称为「早已过时」的文化战争，其实只有变本加厉，根本还在扩大中。而从德希达连署名单上的全球布局来看，痉挛中的国族帝国—美国的战争，仍然会引起世人不得不的注意、甚至是参与。面对当前战争漩涡似乎要强制执行的「选边站」的规范措施，德希达式的解构尝试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意义与效果的问题，是象牙塔的试题还是日常的实践，可能正是德希达这位曾经思考「礼物」之哲学意义的作家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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